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作用.docVIP

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去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出访东盟国家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是党中央站在历史高度、着眼世界大局、面向中国与东盟合作长远发展提出的重要战略构想，对于深化区域合作、促进亚太繁荣、推动全球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而广州古称番禺，位于南海之滨，拥有海上的优越条件，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的2000年长盛不衰的大港。凭借广州港口的优势,作为中国南大门的广州在过去的历史中实现与东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的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的传扬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广州的开放性也使其在海上贸易和经济发展走在国家的前列，也融合了印度、阿拉伯、北非、欧洲等地区的各种文化，对广州乃至中国今日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又称南海 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 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以前，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 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 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明初 郑和下西洋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我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消亡了。 经济文化交流 根据史籍记载：我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如秦汉以来同印度地区、隋唐以来同阿拉伯地区、明清以来同欧美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都以广州为主要基地。从广州驾船远航，我国丝绸、瓷器、茶叶和其他商品，不断辗转运往世界各地；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发明创造，通过商人、使者、传教士和华侨而弘扬海外，为促进世界繁荣做出卓越贡献；与此同时，广州在长期对外交往中，引进不少作物品种，如粮食、蔬菜、水果、药材、花卉、经济作物等品种，从而大大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广州又先后汲取印度、阿拉伯和欧美的哲学、文学、医药学、数学、天文学、历法、美术、音乐、雕塑、建筑艺术、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广州同印度地区的文化交流 西汉时，我国船队携带黄金和各色丝绸，从岭南出海，来到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在今锡兰岛)，由黄门官员、翻译和应募人士负责采购“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我国丝绸等商品以印度半岛南部为中转站，再由安息(今伊朗)、大秦(罗马帝国)商人运往南阿拉伯、埃及，并辗转运往欧洲各地市场，获利甚丰。而埃及的玻璃制品、南亚和东南亚的宝石、珠玑、玳瑁、琥珀、玛瑙、象牙、犀角和香料等，则运到番禺（广州)市场上出售。追随商人之后，不少印度僧侣来到广州，从此印度等地高僧络绎来到广州，再转往各地传教释经。其中求那毗地在齐武帝永明十年(492年)译出《百喻经》4卷，用100个(实为98个)故事来说明佛教的基本教义，富有文艺色彩，在我国广泛流传。梁武帝崇尚佛教，这时有两位对我国佛教颇有影响的印度高僧前来广州，一位是南天竺(南印度)菩提达摩(通称达摩)，据说是印度佛教禅宗创始者摩诃迦叶尊者第28传的大师，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来到广州，后往建康、洛阳、嵩山少林寺，为我国佛教禅宗的初祖。另一位是西天竺(西印度)波罗末陀(又名真谛499-569年)，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年)来到广州，后往建康，因遭二“侯景之乱”，辗转于苏、浙、赣、闽等地，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年)再来广州，在华23年，共译经、论、纪传64部278卷，他是我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其余为鸠摩罗什、玄奘、义净)，而广州也成为当时我国三大译经中心之一(其余为建康、洛阳)。真谛所译，很多是印度法相唯识学的重要论着，和华北流行的佛教思想不同，这就促使唐初玄奘西行取经，解决疑惑，从而推动我国佛学的发展，这是真谛当初在广州译经时所意料不到的。上述僧人在传教译经的同时，还传入印度哲学、文学、医药学、天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现在，广州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这为我国南大门增添了好些奇姿异彩。 广州同阿拉伯地区的文化交流 自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