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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典”中看中国官员的问责制 ２220072300 朱雪瑗 电商二班 行政问责肇始于“非典”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 从非典危机中的卫生部和北京市的主要负责官员被免职,到不久前吉林化工厂爆炸与松花江污染事件中，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已经可以看到，问责制早已在中央层面启动。重庆、深圳等地的改革也心领神会，正在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而有序跟进。中国官场掀起空前的的辞职和撤职浪潮,正折射出中国政府正从实践的角度兑现着“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政治承诺,诠释着“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深刻内涵。中国问责制近年来一直是我国公众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敏感话题，激发了人们对政府及其公务员责任的期望和道德法律诉求。 行政问责制从理想状态的理论迅猛嵌入现实状态的实践，问责“风暴”过后亟需冷静理性的制度化思索。行政问责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契合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实现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理论结点和制度缺陷。设计优良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是加速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实现依法治理,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之一。对行政问责制从理论和实践的视角进行深入细致的解析,致力于制度的设计和创新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公共治理中迫在眉睫的时代重任。透过这一系列问责行为我们发现问责制蕴涵着以下特点： 一、创新性 这是从问责形式上分析。引咎辞职虽然不是问责制的全部,但却是标志性内容之一,虽然不是很新颖,但相对于我国以往的责任追究形式，却是一种创新。引咎辞职,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正式政治术语，始自原重庆市彭水县副县长蒋成谷,事情起因于两次车祸，一次12人死亡，另一次死亡人数2６人。　“引咎辞职”事实上成为现代社会对于担任公共职务的官员引咎辞职是官员主动的行为,其运作逻辑是“请求——批准”，不是法律意义或纪律意义的惩戒，因此不适用法律责任或纪律责任的“追究”程序,从“过问”的角度,是在我国现有的纪律监督和法律监督之外开辟的第三条监督通道;从“追责”的角度，是在现有的法律责任和纪律责任之外的加上了第三种政治责任，它昭示着政府运作模式的转型和变迁，有助于政府和政府官员从整体上思考和改进政府管理，从而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 二、合理性 这是从问责的逻辑上分析。民主问责制的合法性基于“权为民所授”。“政权民授”的概念最早见之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全体公民拿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由一个民选的集团来统一行使，并与之签订契约；如不能很好地服务公众，这个集团将承担违约的责任——被人民罢免。同理,在中国的民主政治下，由选举和任命产生的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必须为其言论和行为承担责任。从问责的逻辑上看,问责是由授权产生的——人民给政府授权,政府给官员授权,官员对人民及其政府负责,政府通过官员对人民负责，当人民对政府及其官员的工作不满意时，有权要求负责的官员作出交待,并以适当的方式来承担责任，因此，这是合情合理的。 三、互动性 这是从问责的过程上分析。现代民主政治在公共权力关系上体现为一种伙伴关系，不再是治人和治于人的被动关系,而现代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也发展成为一种服务与合作、信任与沟通的互动关系。如果事故责任不能得以追究，服务不能使人民满意,政府的政治信誉就会丧失，长此以往,公众就会把政府逼入死角,形成更大的政治困境和危机,助纣为虐的代价将是政权的更迭。相反，如果问责官员要承担起责任,他们就要重视民意,更要体察民情和勇于面对市民大众，以政绩表现赢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如果推行问责制,就可以通过官员主动承担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可以有效平息社会不满情绪，缓和干群矛盾,有助于塑造政府的良好道德形象,有助于维持政治权威所需的合法性资源,增强民众对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认同,提高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社会就可以达到和谐的目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所以问责制具有互动性。 四、适应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行政法治也并未得到提倡和尊重，由于受2000多年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责任行政也并未成为普遍意识，出现了大量的“拍脑袋工程”、“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错误立项、违规上马等错误决策并付出了无数代价、支付了无数“学费”,而这成千上百亿的损失实际上一直都是由整个社会和民众在“买单”,造成失误的官员却没有受到任何惩戒。各级政府意识到,似乎只有问责，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才能树立责任行政意识,行政活动才能步入责任行政状态,才会不再为那些错误决策支付沉重的代价，才会摆脱那些低效率的运行而转入良性运转。而在实践过程中,问责制也因其问责范围和追究力度较大，往往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问责制成为医治中国治理失策、失当、失误的良方,问责制符合中国特定的国情,因而具有适应性。 五、对等性 这是从问责的原则上分析。“政权民授”在奠定民主问责制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