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人归：中国大陆学界金庸接受研究（1979-2000）.pdf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摘要 当下接受美学的理论框架日新月异，“接受主体”的重要地位，似已被推举 至前所未有的境地。而在具体的接受史撰写之中，似仍少见充分转换视角，深入 接受主体的心路历程，针对研究文本撰写的“背后”加以探讨的接受史著作。在 此，或许“金庸接受史”能够作为一个标本，将地域重点限定于大陆，将人群定 格在学界，时限则置为新时期后至千禧年末（1979-2000 ），将这一研究对象固定 下来之后，通过研究八、九十年代围绕其人其作展开的批评与研究，换一种角度 切入背后的生态现场，从而对具体的“研究”文本生发机制，取得更为深切的理 解。 论文分五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主要处理 1979 至 1989 年的“金学”发轫。此时的“通俗文学热” 基本属于大众，其“热”并未蔓延至学界，有关金庸研究，多以单摆浮搁的孤篇 批评文本面目呈现。然而，在其背后，郑朝宗及“金学”提出的背后，可为第四 次文代会拨云见日，及国家政策与文人诉求亲密合谋的面影；冯其庸及《谈金庸》 在《中国》的发表，其后又得见刊物在丁玲、牛汉二位不同主办人手中的方针变 动；章培恒有关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李自成》的比对，则更多涉及以“人” 为纲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乃至史学问题。经由梳理，可见“金学”自其 生发， 即与时代的文学乃至社会生态密不可分地纠葛在一起。 第二章，则以 1989 至 1994 年间的“金学”代表性推动者为研究对象，八、 九十年代之交，诸多学者发生学术转向，停下了原本计划的手头工作，与“金学” 或曰“侠”学相遇。内中，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虽非专论金庸，然而影 响深广，多少起到了赋予此类研究以“合法性”的作用。陈墨作为筚路蓝缕的“金 学第一家”，在此期间写出六七本专著，之后更加不断修订增补，不惜“以今日 之我难昨日之我”，对此显出情深一往的势态，在金庸接受史上功不可没。而柳 苏（罗孚）不但因机缘巧合，推动金庸开展创作实践，促使其在 1966 年写下极 为有名的、近乎自我言说的开场的“作家自述”，使其本人逐步参与进后期的“自 我形象塑就”之中；也牵线搭桥，使得金庸的作品在三联出版社能以《全集》的 面目问世。此类渗透性的工作，看似“润物细无声”，但对于学界接受而言，却 是影响深远。总之，这一时期，“金学”确然得到了因缘际会的实质推进。 4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三章，主要处理1994 至1998 年间的相关热点事件，以及作为学界、知识 界接受“阵地”的针对性刊物。王一川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小 说卷》中，将金庸列于第四，而回溯其人学术历程，多少可见其中或许并无刻意 夺人眼球，借机“挑战”与显明“学术野心”之意。严家炎及其《一场静悄悄的 文学革命》背后，也多少隐含了香港回归的家国大事的动机与安排，由此而来的 系列学术成果，及旷日持久的论战，也多少有几分身不由己与始料未及。《通俗 文学评论》在1992 年创刊，1998 年又兀然告终，其间的“金庸研究”，可谓占据 了半壁江山，除开1997 年的“金庸专号”，又有诸多金庸研讨会上的学术论文， 在此处得以“同声相应”之势连篇发表，若尝试打捞其中“背后的故事”，也可 见90 年代，即便有关“通俗文学”的学术，刊物也与市场间有着牵扯不断，既 倚其持撑，又受其牵绊的复杂关系。 第四章，聚焦于 1998—2000 年这一时段 “金学”的骤然膨胀，以美国、台 湾、北京召开的三次金学研讨会为例，将美国科罗拉多金学研讨会的召集人刘再 复作为重点个案，剖析相关“学术会议”的场上场下，以期得见学人参会及评议 背后的心路历程；而袁良骏、何满子、王彬彬这三位对学界乃至大陆整体“金庸 热”提出非议的代表学者，则更多显出二大传统—— “新文学”传统与“古典文 学”传统（后者在近现代某种程度上泛化入“鸳鸯蝴蝶”、“侠义公案”传统之中） ——的争持，与当下凝缩在“金庸”身上的再定位。而千禧年末的“金王之争” 这一热点事件，看似由王朔挑起争端，但在传媒的推波助澜之下，日益成为一场 “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热闹，即便“真”的批评，也在众声喧哗之下被湮没无形， 千禧年来临之际的焦灼，其辐射面波及至文化界、传媒界的每个个体。在此，金 庸的研究与批评成为某种 “表征”，值得进行深入研讨。 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