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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以来医生职业的变迁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和社会历史的变迁，人们越来越珍惜生命、重视生命 ，对医疗质量的需求也在逐步地提高，于是，医生这一职业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迁，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中西医的碰撞，使医生这一职业的变迁更为明显。 明清相沿宋制，长官称为院使，下设御医、吏目、医士数十人，主要为宫廷服务。御医属于皇帝内廷的医生，专门为皇帝服务。而在民间，中医则是救死扶伤的主力军。中医虽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却没有固定的医院，医生分散、游离不定，构成比较复杂。 近代岭南社会活动家梁龙章从中西比照中，指出中国医学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医学人才的培养问题。他说：“中国公家无试医科大吏，无提倡、无毕业出身明文。既缺乏专门教育，医学固无根底。”“在西国学医不同，选少年聪颖子弟，入院读医书，学人形图，究五脏生长，审六腑气化，明大经大络筋骨窍道气血隧道，知化学，考药石，制药水，学成乃得与试，如超拔高等，国中荣之。有毕业纸，然后挂牌医人，主权甚大。”“西人真有专门之学乃敢治病，且本国多少博学之士，纵有学贯天人之才，非习专门亦不敢干预医事也。”中国则是“举国皆医”，“无论九流三教，科甲举贡生员，读书不第，涉猎医书，皆称儒医”。在中国对医生没有严格的资格认定和准入制度。门槛高，难入必精；门槛低，易入必滥。 在这样的情况下，游方郎中、江湖术士“应运而生”，这不仅危害着国人的生存与健康，更毁坏了医学的声誉，民国时期甚至被视为推进西医学的阻碍。时人认为：“我国医师多系悬壶问世，以谋一己之生活。对医学之社会性，毫无注重，问世医生，滥竽其中，不学无术者，亦不乏其人，且为生活之舒适，不顾医德机取巧诈，在在皆是，予人民之恶劣之影响，益增新医学推进之障碍。故今后医学教育，应着重医德之养成”。 传统的中医构成可以用良莠不齐来形容，既有一些造福一方，泽及万众的良医，也有医术低劣、医德不佳的庸医，“良医”“庸医”古已有之，他们一同构成了中医的群体。他们行医目的不一，手段各异，这就是中医医生群体成分复杂、医界混乱的现实根据。“今之医者类多读书不就，商贾无资，稍猎方书，借谋衣食，偶然奏效，便负神奇”，结果只能是“以谬传谬，以盲引盲”。（郑观应：《医道》）中医陆士谔对中医界鱼龙混杂的状况也进行了批评：“缘眼前医界，有真学者，有伪学者。所谓伪学者，乃是说嘴郎中，全无根底，摇笔弄墨，居然千言立就，反复盘问，则瞠目不能答一语。此等人何能与之群？” 对于社会上的游医及江湖郎中，在华生活了50年英国伦敦会著名的传教士麦高温有着极为细致的观察和描述。在麦高温的印象中，中国人获取行医的资格十分简单：“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人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公开地行医。中国没有大学考试，没有医院，没有对医药学和解剖学的研究，行医也不需要烦人的执照。只要那个人有一件长衫，一副有学识的面孔——就像在英国常见到的那种人一样，以及对于汤药和成药的肤浅知识，他随时都可以治疗令西医一流的内科医生头痛的疑难杂症。”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的同时，也把西医进一步地传播到了中国，中西医的结合使医生这一职业有了新的发展。 关韬 (关亚杜 ,KuanA -To)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位西医生和第一位西式军医 ,他出身于广东十三行 (The 13Hong ;ThirteenFactories)商业画家的世家 ,19世纪十三行的文化氛围对他一生有重大的影响。他的叔父关乔昌 (啉呱 )和关联昌 (庭呱 )是著名的广东商业画家 ,关乔昌在十三行建立画室 ,和来自欧美的外国人有着广泛的接触 ,他不断的追随着晚年旅居澳门的英国有名画家乔治·钱纳利的西洋画风格。在关乔昌的指引下 ,1837年关韬随美国第一位来华医药传教士伯驾 ,在十三行的眼科医局学习西医。后来他成为一位具有优良品格、有能力和乐于奉献的医生。他的名字永远为中国人怀念。 晚清时期，许多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医生，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充实了我国医学伦理思想的内容。这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和鲁迅。孙中山（公元1866—1925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学医，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他怀着“医亦救人之术”的意愿学医。他的伦理思想是讲“仁爱”，这是他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济世为怀”，“粟金不受，礼物仍辞”，被人奉为“孙菩萨”。鲁迅也是怀着“医学不仅可以给苦难的同胞解除病痛，但愿真的还可以成为我们民族进行社会改革的杠杆”的希望学医的。这两人都是从医家成为革命家、从医人转为医国，从重医德进而重政德的代表。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在我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出现了西医和中医问题的长期论争。当时有三派观点：一派主张全盘西化；一派主张完全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