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doc

企业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说到企业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人们很自然的就会与行贿受贿联系在一起。这也很正常，因为现实当中有大多的案例可以佐证这一现象。单以2009年“落马”的高官为例，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米凤君、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都或多或少涉及到来自企业的行贿问题。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企业会与政府形成这一畸形关系呢？客观地讲，在形成这一关系的过程中，既有可能源自企业的“投怀送抱”，同样也可能来自政府的“主动要求”，本文将侧重从企业的视角去分析企业“投怀送抱”背后的逻辑。 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虑，即决定政企关系的核心命题、影响企业资源获取的关键要素、企业获取资源的主要方式。 第一层面：决定政企关系的核心命题 影响企业与政府关系的核心命题，毫无疑问是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市场等要素。在这些资源中，有些是可以通过公开市场获得，但有些则与政府关系紧密。其中，与政府关系紧密，同时又是企业最为需要的资源，主要包括三类： 第一类，进入权（或机会），包括行业进入权和市场进入权。行业进入权，是企业进入某一行业的“牌照”，是企业生存最基础的资源之一，在中国现行的制度下，部分行业的经营权（比如3G牌照、第三方支付、网吧连锁）、产品的生产权（比如汽车、医药）、产品的销售权（比如天然气进出口）等都需要获得政府的许可。市场进入权，主要针对地方保护主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在市场进入上的限制也逐渐放开，但在关乎地方政府主要财税的领域，仍旧存在着隐形的保护主义影子，比如说房地产市场上的土地资源供给。 第二类，融资，主要涉及到融资渠道、融资成本、融资额度等方面。在融资方面，一直存在着因企业性质差异带来的不公平现象。一般来讲，国有企业相对民营企业，在融资上存在先天的优势，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多、融资成本更低、融资额度更大。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快速发展，中国企业也在迅猛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很大，也很迫切，再加上国家资金向少数大中型国有企业倾斜，这就造成大多企业为了获得发展之必需的资金而向政府官员“投怀送抱”，这也是银行业腐败丛生的重要原因。 第三，政策支持。在中国，政策支持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种资源，同样也是各个企业重点争取的一类资源。在政策支持中，比较常见的有税收优惠、融资平台、资源倾斜等方式。 除了上述三类主要资源之外，还有其他资源也是企业非常关注的，比如说项目资源、稀缺原材料、劳动力等，这些也都与政府相关。 上述资源对企业发展来讲，缺一不可；同时，企业要获得这些资源，又不能简单的在市场中竞价获得，这就必然把企业和政府联系到了一起，也就构成了企业处理政府关系的核心所在。 第二层面：影响资源获取的关键要素 上文提到，资源是决定政企关系的核心命题，那么接下来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源的支配权还在政府手中？众所周之，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现政企分开，打破政府统一计划和领导，放权让利，让企业获得经营的自主权。从三十年改革实践，尤其是1992年之后的实践来看，企业在劳动、人事、分配等方面获得了相对的“市场”自主权，但在资源获取上仍旧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很大干预，也就是“计划”的作用。 要分析政府在资源获取上的“计划”因素，有一个前提，即要遵循基本的政治和经济规律，比如说公有制度，比如说关乎国家运转与安全的核心资源，这是国家政治的需要。对一般企业来讲，也并非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本文所考虑的资源获取，更多是从企业的视角出发，考虑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那么，对于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的获取，需要分两个层面去考虑，即政策层面和执行层面。在上述企业所需的核心资源中，政策支持类资源显然是政策层面的问题，融资类资源则是执行层面的问题，进入权介于政策层面和执行层面之间。比如说融资，国家从法律法规上已经明确了要公平公正，要扩大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但具体到银行的信贷，则必然首先想的是大型企业拥有更强的偿债能力。再比说进入权，一方面国家在政策层面设置了相应的准入条款，另一方面相应的监管主体在执行的时候又存在太大的灵活空间。 由此可见，政策层面和执行层面构成的双重问题，是影响资源获取的重要因素。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监管的漏洞、执行者的素质等因素之外，笔者认为关键在于长期政企合一的传统思想。发展模式的改变可以依托政策来推动，但思维逻辑的转变则需要时间。纵观六十来年的发展，前三十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企业仅作为无权、无责、无利的政府“附属物”而存在，后三十年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虽然从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