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词简论(一).docVIP

花间词简论(一) “花间词”是一种早期的词，从它的来源《花间集》得名。《花间集》是最早的一部词总集（也可说是选集），是五代时后蜀广政三年（９４１年）赵崇祚所编集，其中包括自晚唐温庭筠等十八人的作品五百首，共十卷。作品的年代大概从唐开成元年（８３６年）至欧阳炯作序的广政三年，大约有一个世纪。其中收得最多的是温庭筠，共六十六首、孙光宪共六十一首、顾敻共五十五首、韦庄共四十七首，最少的是鹿虔扆和尹鹗，人各六首。编者赵崇祚自己一首也没有，序者欧阳炯只有十七首。①]这也可见选者态度客观，毫无私心。入选的作者也不限于后蜀一地。例如孙光宪虽是蜀人，却长期在荆州（今湖北宜昌）高季兴部下做官（９２６—９６３年），《花间》结集时他也不在成都，而他的词却被选了六十一首之多，仅次于温庭筠。其中有的词说到“木棉”和“越禽”，说到“铜鼓与蛮歌”，都是咏南方的风物，可见编选者的材料来源不限于成都一地，他和当时别处的文人也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花间集》当作某一地方作家的选集，而应该说，它是代表中国在第十世纪三十年代到第十一世纪四十年代这一百多年中新兴起来的一种抒情诗歌的总集。北宋词人奉《花间集》为词的正宗，把此书的作品称为“本色词”，不是没有道理的。一般说来，词以长短分类：“慢词”最长，自九十至二百多事，故亦称“长调”；自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五十九字以内为“小令”。《花间集》所收，只有小令和中调而没有长调慢词。这倒并不是选者对小令有偏好，故摒弃慢词而不录，实在因为自晚唐至五代（甚至在北宋初年）慢词还没有发展出来。另外一个早期选集《尊前集》也是如此，只收小令和中调。②]为什么较短的词称为小令？这个“令”字起源甚古，颇有些来历。“令”是“酒令”的简称。“酒令”是古代宴会中的一种风俗。《史记·滑稽列传》的淳于髡说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的“执法”和“御史”就是执行酒令和纠令的。据说汉高祖的吕后请群臣喝酒，酒令严如军令，违令者当时被杀。吕后用这办法镇压臣下，使他们绝对服从，所以赴吕后宴会者无不惶恐不安。唐代贵族请客以歌女行酒令，比上世文明多了。办法是让她们唱些曲子以劝客人饮酒。③]客人听了饮酒则表示欣赏她唱得好。在行酒令时所唱的曲子即是“小令”。孙棨的《北里志》说，当时的歌女“自幼丐育……初教之歌令，而责之甚急”。孙棨又介绍歌女中的“天水仙哥善谈谑，能歌令，常为席纠”。又说“郑举举亦善令章，尝与绛真互为席纠”。“席纠”即古代的“执法”“御史”。北宋晏几道的一首《鹧鸪天》说：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这个《花间》词派的作者在他的《小山词》的跋文中自己承认：他的作品都是为他朋友家中的歌女们写的劝酒之词。但他认为他词中的内容却是“古今不易”的“感物之情”和“悲欢合离之事”。并且因为他不满于当时的歌词，才写作这一编以“补乐府之亡”。这和李白所谓“大雅久不作”，“哀怨起骚人”有同一感慨，同一抱负。当然，晏几道的作品只限于男女之情，合离之事，范围较小，但可以说明古代词中小令的性质和由来，和它在古代知识分子文娱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也即是这一文学体裁在当时文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所占的位置，尤其是它在北宋以后戏曲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所占的优越位置，所加于后世歌曲的长远影响。如果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两宋的提，就不会有元明的戏曲和散曲。而宋词的主要来源是唐五代宴会中歌女们唱的酒令。《花间》词源出于歌女的酒令，但我们在文字上所看到的则是经文人加工的艺术品或文人们代替姑娘们设身处地想出来的作品。欧阳炯的序文说这部五百首的《花间集》是“广会众宾”所收集的“近来诗客曲子词”。其所以有必要结此一集，乃是因为编者感觉到当时的“南朝宫体”和“北里倡风”，不但形式不好（“言之不文”），而且没有真实内容（“秀而不实”），因此他特别抬出温飞卿、李太白几个大名家来，把他们的词作为模范。（但欧阳炯的序文虽提到李白的“应制清平乐词四首”，却并未选入。）《花间集》的姊妹编《尊前集》不分卷，选了二百八十五首，包括一些唐人作品，如李白、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等。当然仍以五代作品为多，如欧阳炯就占三十一首，孙光宪二十三首，而和凝的五首《江城子》写一个连属的故事，正是后世《五更调》的重要范本。《花间集》中孙光宪的八首《浣溪沙》也是写一个连属的故事④]。这种用小令来写故事的本领，后来柳永、秦观、周邦彦还能继承，周邦彦并且能有所发展：例如他的三首《少年游》（“并刀如水”、“檐牙缥缈”、“朝云漠漠”）每一首写一个独立的故事，尤为杰出。在这样短的片段中不但有故事，而且有人物的谈话，这是只会发牢骚或堆砌辞藻的南宋文人所做不出来的。这种艺术手法，还可追溯到更古的乐府民歌中去，甚至于中国最早的民歌《诗经》中去，《齐风·鸡鸣》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词本来是唐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