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达菲事件.doc

罗氏达菲事件 案例： 达菲事件在2003年的正月初，广东省笼罩在非典型肺炎的恐慌之中，而有人宣传当时治疗禽流感最有效的药品便是罗氏制药出品的达菲。 2003年2月8日，广州出现流行疾病，几家医院有数位患者死亡，而且受感染者多是医生。“死亡”让不明真相的人们大为恐慌，谣言四起。上海罗氏制药公司在广州假日酒店邀请广州各路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该公司产品销售经理陈奇告诉在座的记者，罗氏公司有关方面主动与北京国家流感中心主任郭元吉沟通，郭先生认为是禽流感，在致病原因尚未明了的情况下，从症状判断，发病症状与1997年香港发生的禽流感有极大类似，初步排除普通流感、登革热病毒、军团病毒等可能。陈奇告诉记者，目前唯一可以对禽流感进行预防及治疗的抗病毒药物只有“达菲”。与此同时，网上一个署名为“昨夜西风”的人贴出相同内容的帖子，并称“目前国际上唯一能够有效预防流感病毒产品——瑞士罗氏公司的达菲制剂于2月7日在广州全面断货。罗氏公司在华机构——上海罗氏制药公司已于2月9日空运大批药品至广州，2月10日起在广州市各大医院均有销售，零售价格每片30元。” 该媒体见面会的直接后果是为正在浪尖上的谣言推波助澜，广东、福建、海南等周边省份醋、板蓝根及其它抗毒药品脱销，价格上涨几倍及至十几倍，各投机商大发“国难财”。据统计，从2月8日至2月13日左右，达菲在广东的发货量达到10．5万盒是1月20日前广东全省存货的100倍；广州人心浮动，由于达菲是处方药，因此，医院进购的达菲除了少量医生用药外，有70％是市民要求医生开方，自费买药。有人一次花5900元购买了100盒达菲。 2月15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质疑“达菲”：“禽流感”恐慌与销量剧增有何关系？》的署名文章,指责罗氏制药蓄意制造谣言以促进其药品的销售，并向广东省公安厅举报。罗氏公司的商业诚信和社会良知受到公众质疑，其形象一落千丈。 那么，到底上海罗氏制药所宣扬的是否属实呢?记者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首先一点可以肯定，罗氏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授权来发布疫情信息而在2月9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非典疫情以及引发非典的原因，这本身就是违法的。罗氏此举是隐含着某种目的的；其次，罗氏宣称，此次非典是由禽流感引起的，称这是国家流感中心郭元吉先生认为的，但是当记者拔打罗氏提供的郭先生的电话进行询问时却打不通。广东省卫生厅厅长则表示：广东目前还未发现禽流感病毒，群众不要听信谣言。而且非典医学专家指导小组尚未分离出禽流感病毒。最后，即便广州爆发的非典确由禽流感引起，达菲也没有像罗氏宣传的那样对治疗禽流感有特效。达菲只是甲型、乙型流感的特效药，对治疗非典亦无明显效果。医院方面也表示达菲效果如何还很难评价。【1】 思考和讨论： 1：事例中是那几个因素导致了事件的发生？ 2：网络是否在事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应该如何杜绝这一现象？ 3：在事件中，北京国家流感中心主任郭元吉是否要承担一定责任？ 4：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否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规范它的发展？ 答案： 1：罗氏制药公司刻意散布不实的消息。罗氏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未确定的消息，这是消息散播的源头； 现代社会通讯的发达，即新闻发布会造成了消息的广泛传播，“昨夜西风”贴出相同内容的帖子更是让人们相信这一消息； 北京国家流感中心主任郭元吉的造假，为舆论造势。 2：是的。 罗氏制药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后，经过电视，网络等先进的技术，这一假消息迅速扩散。由于网络的优越性，信息传播迅速，广泛且具有爆炸性，直接导致了人们无法深究信息的真实性，并引起了之后的达菲药品脱销。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着人类社会从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迅速转变，引发了信息传播在媒介形式、报道方式、受众地位、受众行为等多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同时也带来了信息伦理问题。???? 网络的开放性使得文化和价值观各异的人们参与到网络中来，在网络交往活动中，首先面临的是对个人隐私的挑战，如何保护合法的个人隐私、如何防止把个人隐私作为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成为网络时代的主要伦理问题。虚拟与现实之间，一系列其他新的社会问题诸如网络犯罪、网络病毒、网络黑客、垃圾邮件、网络安全、信息垄断、网上知识产权，以及利用信息网络进行恐怖活动和发动信息战争，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威胁国家安全等随之产生，这些都引发了计算机网络技术与信息伦理的激烈冲突。 ??因此要使得网络不再是个别人谋取利益的手段，首先要构建新形势下的信息伦理。这必须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提高公民的信息伦理意识；二是制定出清晰的信息伦理准则；三是超前预示各类信息伦理问题；四是进行信息立法，互补信息伦理，从信息的源头到接受者杜绝这一现象的发生。 3：是的。 因为他的出现相当于为罗氏发布消息做了担保，让人们对消息的真实性不再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