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共生·桂林市区.docVIP

PAGE PAGE 19 第一章 桂林市区：文化底蕴与现代更新 一、桂林文化的历史渊源 桂林位于亚热带北侧，是世界上岩洞地貌最为集中、典型、复杂的风景区。这里孤峰耸立，洞穴深邃，溪流环绕。桂林各个风景点现存的碑刻等历史文物两千多件。桂林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桂林山水美学价值可以概括为“四性”，即奇特性、集中性、多样性、平易性。桂林独秀峰之奇特，早有“甲天下”之美名；而峰林和洞穴，又是高度集中地以漓江为轴心，组成一个完整的旅游胜地。 夏商周时期，桂林为百越人的居住地，春秋战国时为越地，后附于楚。秦王朝统一岭南，置桂林、象、南海三郡，桂林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桂林一带隶属荆州零陵郡，东汉时期属始安郡，郡县治所都在今天桂林。南朝刘宋时期，颜延之被贬为始安太守。隋唐统一中国后，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民族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大，导致广西政治和军事统治中心逐渐北移，中原王朝在桂林筑城建衙，置帅宿兵，拱卫南疆，桂林的地位愈来愈变得重要，逐步成为统治广西的政治中枢之一。 宋时，桂林先属广南西路桂州，后属静江府；元时属广西行中书省静江路，明洪武元年改静江路为静江府，后改为桂林府，以后又将旧属湖南永州府的全州、灌阳、资源划拨桂林；清沿明制；民国以后，桂林一度成为广西省会，新中国成立后，广西政治中心南移，但桂林在广西文化格局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地位。 桂林文化渊源久远，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桂林一带自古以来就有远古人类的活动。宝积岩人和甑皮岩人是桂林远古人类的代表。 宝积山位于桂林市区中山北路广西师大附中校园内，是一座东西走向的孤岭，岩溶地形发育较好，山脚中部有岩洞叫宝积岩（又叫郭家岩）。1979年，该校“少年科技活动小组”在“宝积山古生物化石发掘”中，发现人牙化石2枚。从颜色大小及石化程度来看，可能属同一个体；从牙齿的形态看，较北京人进步，无明显的原始特征，应属智人；左下第二臼齿的磨损程度相当强烈，咬合面珐琅质大量被磨损，以现代人牙第1、2臼齿的磨耗标准来判断，应属一个50~65岁之的老年个体。由此，这些人牙化石被命名为“宝积岩人”。[1] 宝积岩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都是第四纪生活在华南洞穴中的“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常见成员，与广东马坝人、湖北长阳人、广西柳江人化石所伴生的动物群成员比较接近。因此可以判断，宝积岩动物群应属于更新世晚期，距今约三万年。 宝积岩洞穴中共发现石英粗砂岩为材料的石器12件，这些石器一般以砾石的自然面直接打击而成。同时在洞穴内还有用火遗迹。 桂林“宝积岩人”的发现，为研究桂林远古时期的历史以及我国古人类的发展和分布提供了有益的新资料。它是桂林迄今已知的最早的原始人类，是桂北地区重要的原始人类。从古人类的形态上判断，柳江人是迄今在中国以至整个东亚发现的晚期智人的代表之一，也可以作为黄色人种（即蒙古人种）的直系祖先，而桂林甑皮岩人则是新古器时代蒙古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从其出土的头骨的若干特征来看，可以推断它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体质特征。这意味着甑皮岩人可能是柳江人的后来分支。那么，从柳江人到甑皮岩人，其间经历了数万年的漫长历程，是否有一个发展的中间环节呢？宝积岩人的发现可能就填补了这个中间环节，成为认识从柳江人到甑皮岩人之间的演化关系的宝贵材料。[2] 甑皮岩人遗址位于广西桂林市南郊独山西南面。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桂林地区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并予以试掘，发现了不少石器、陶片和与骨骼。1973年进行正式发掘，在厚达2.6 米的文化堆积层内，含有大量的螺蚌壳、兽骨、灰烬等物，此外还有人骨架、石器、陶片、骨器等新石器时代遗物。经对不同深度的木炭标本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上部标本的年代，距今7680±150年，下部标本的年代为距今9000±15年。也就是说甑皮岩遗址的堆积可分为两个时期的文化层，下层的年代约距今9000年，上层的年代约距今7500年左右。类似这样的既为居住地，又为墓地和石器加工场，而且保存也较完整的新古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在壮族地区乃至华南地区尚较少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3] 甑皮岩人遗址共发现骨架18具，其中保存较为完整、葬式也较明显的有15具，其中有10具为屈肢蹲葬，3具为侧身屈肢葬，2具为二次葬。在一位老年妇女和一位中年妇女身上撒有赤铁矿粉。其头骨特征表明甑皮岩人属蒙古人种，与现代分布在华南、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南亚各族较接近。其头骨上若干“赤道人种”的特征，是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体现特征的结果。它出土的石器以打制为主，具有旧石器时代的传统特点。甑皮岩人还利用动物肢骨制成骨锥、骨镞、骨针等。另外，他们已学会制作陶器，其陶器均为手制的类砂粗陶，在露天烧造。遗址的文化堆积包含着大量蚌壳、灰烬等，说明当时的原始居民曾在此岩洞里居住了相当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