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的方证》.pptVIP

因此，柯琴指出：“仲景之方，因证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证便用此方，是仲景活法”。即是说辨方证是临床更具体、更灵活的辨证。实际对经方、《伤》有识之士早已看到这一点，如孙思邈、方有执、柯琴等，日本的“古方派”提倡的“方证相对”、“方证对应”论，其本质也是辨方证。 4、有关方证对应：又称方证相应、方证相对等，其实指辨方证。有人认为，最早提出为吉益东洞，刘渡舟老师认为：最早提出“方证相对论”的，既不是明清的“错简派”医家，也不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古方派”医家，乃是公元６８２年唐朝的伟大医学家孙思邈提出来的。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九》一篇序文中说：“论曰：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书……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次难悟，中庸之士，绝而不思……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需有检讨”⑿。 方证对应的实质：为八纲、六经对应。如桂枝汤：表阳(太阳)证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小柴胡汤：为半表半里阳证(少阳)。瓜蒂散： 《类聚方》自序：医之学也，方焉耳。《方极》自序：仲景之为方也有法，方证相对也，不论因也。 四、方证引人注目 由于《伤》的方证经临床千锤百炼，不论是经方派，还是时方派，都注重应用和研究，对其认识也就不断深化，逐渐认识到辨方证的科学性。如沈自尹认为：“从广义上说，以汤方辨证亦属辨证范围，故称之为方剂辨证……，以药物的系统─方，来调节病理的系统─证，寻找方剂效应值的一体化，就是方剂辨证的涵义所在。现行中医的各种辨证立法，侧重于从疾病的病因、病理、病位、病性、病状表现、病势阶段、分型等方面辨识疾病过程，旨在探求病体的症结所在。而方剂辨证所探求者，除此而外，还在于探求方药的效能所主及方证的契合关系等……，一定意义上说，它可概括整个辨证施治的内容”⑹。 这里很清楚地指出了，辨方证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而是更详细、更具体、更全面的辨证论治。不少人认识到了辨方证的重要意义，中药治病，不在用药多少，而在方证相适应、对应。如何天麟说：“在临证处方时，一般认为对‘症’下药疗效较好，实际亦不尽然。笔者曾治一女孩，因感寒而发热喘咳，脉浮，苔白，初投小青龙汤加杏仁两剂，热平，咳减，但喘仍作，小便甚少。二诊见原方已效，乃加茯苓利水，服后病不减而尿仍少。三诊，前方去麻黄续服，喘咳止，小便亦畅；岳美中治一妇女，慢性肾炎，血尿、尿频、腰痛，投猪苓汤三剂而愈。月余，病又复发，因虑其虚，增入山药一味，病反转重，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后病再复发，又增海金沙一味，竟又不效，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 于此获得更大启发，正如《沈括良方·自序》所说：药之单用为易知，药之复用为难知。世之处方者，以一药为不足，又以众药益之，殊不知药之有相使者、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可知方有常方，法无常法，在辨证论治基础上，执一法不如守一方”⑺。是说辨方证一定要准确，加减用药也要像桂枝加桂汤那样要对证，而不是对症。经方的方证在临床运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只要认准了有是证，则就用是方，不要随便加减，多余的加味，往往造成画蛇添足，欲治反误。 我国历来重视方剂和适应证的研究，后世方如潮涌出现，皆是证明，如《千金要方》、《和剂局方》、《太平圣惠方》等等，其内容主要是讲方证。《伤》因不但有方证经验，而且还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尤其对日本汉方医学影响深刻。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决策者要取消汉方医，当时身为西医的汤本求真先生，眼看着亲生女儿因腹泻用西药治疗无效被夺去生命，因之悲愤感慨不已，转而发奋学习《伤》，临床应用效如桴鼓，并结合临床体经，著成了《皇汉医学》，于是又使日本的汉方医学重振旗鼓，使方证对应派成为日本的主流派。 近来不少人从临床和实验室探讨了方证对应关系。如伊藤嘉纪通过五苓散方证的研究认为：五苓散方证的病理状态，是渗透压调节点的降低，其利尿作用是通过调整调节点来恢复水液代谢正常的。给正常人和动物服五苓散看不到利尿现象，如让人和动物出大量汗，造成津伤表虚出现五苓散方证后，再给服五苓散，则看到明显的利尿作用。因而，认为五苓散与五苓散方证之间，存在着特异的方证对应关系⑻。藤平健在论述出血病的治疗时指出，中医的处方，是由几个生药组成发挥一独特治疗效果的方剂，这个处方可看作一个齿轮，而出血病表现各种症状，这些不同的症状好似不同的齿轮，两者如能紧密咬合，则可使疾病很快治愈，如两方面的齿轮咬合不紧，就像汽车中的齿轮咬合一样，齿轮不合，则汽车不能开动，也就是说，治病方药不对证，治疗也就无效⑼。 日本小柴胡汤事件更说明了方证的科学性 ２0世纪７０年代初期，ツムラ制成了小柴胡汤エキス剂 。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６年，近畿大学东洋医学研究所主任有地滋教授，通过４年研究在和汉药研讨会上发表了“津村小柴胡汤颗粒对慢性肝炎有治疗效果”的报告，刹时间在日本引起不同凡响。此后又有２１家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