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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再回眸 唐红丽 ——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越 　　●讲到论战的思想理论背景，那就是在论战爆发前，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中国知识界已经有比较广泛的传播，并且受到普遍关注。 　　●论战发生的直接背景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这就倒逼着人们去思考、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只有弄清楚社会性质，才能确定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步骤与方法等。 　　●随着论战的深入，历史上中国社会各阶段的社会性质是什么，转而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纵向考察中国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明确现实中国社会的性质。 　　●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立定脚跟，与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它的有效运用是密不可分的。论战中现实与政治的诉求始终存在，但与学术的紧密结合，使得论战的内容愈加坚实厚重，愈加具有影响力。 ●对20世纪学术史的研究一直呈上升趋势，然而在这种上升趋势和热潮中，却存在着明显的倾斜和选择性。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这个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巨大客观存在，不应轻视甚至无视其历史作用。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过一场波澜壮阔的大论战，史称“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论战的实质与核心在于弄清楚中国的社会性质：现实中国、古代中国、中国乡村的社会性质。经过论战，在理论上厘清了这样一个结论：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古代中国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史规律，中国乡村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压迫。因此，中华民族要想获得独立，中国人民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奔向社会主义。 　　历史与现实向来都是相通的。现实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与超越。人们要想深刻体认现实的中国，体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从而自觉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就需要走进历史，走进“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看看先辈们当年是经过怎样的思考、如何的论辩，才探索出一条中国的光明之路的。为此，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专访了中国近代史学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越。 一．大论战的思想背景与社会背景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到“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都有涉及，史学界也推出了相关研究成果。一般认为，这场论战既有思想理论上的渊源，又有现实政治发展、政局变化的背景，您是否可以做些介绍和分析？ 　　张越：学者通常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范围、内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指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社会史论战以及1934—1935年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狭义的则是指以《读书杂志》为主要论战阵地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广义和狭义之分有利于明晰问题、展开研究，而在当时则多重合在一起，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在时间上也有交叉。我认为，言及中国社会史论战，只有从广义出发，才能把事情完整地看清楚。 　　讲到论战的思想理论背景，那就是在论战爆发前，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中国知识界已经有比较广泛的传播，并且受到普遍关注。 　　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多种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理论开始被介绍到中国。这方面的情况，学术界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我就不多说了。但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真正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始于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所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值新文化运动前后，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文章和刊物大量出现。众所周知，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罗亦农、张太雷、杨匏安、李达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和先进分子，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有人统计，在1925—1927年间，仅上海出版的马恩著作、专题文集等，就达50多种，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新青年》等进步杂志外，另如中华革命党主办的《建设》杂志等，也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胡汉民、林云陔等都在《建设》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这说明，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欧美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而加以认真对待，希望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解决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方法或启发，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也可以说是潮流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知识界产生的广泛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和深刻性、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学说所凸显的理论优势等，是分析中国社会史论战必须要了解的前提条件。如果翻看《毛泽东选集》，会发现开卷两篇都是讲中国社会的，都采取了经济分析与阶级分析方法，都涉及社会性质。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当然，论战发生的直接背景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