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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儒教发展 一、儒家革命精神与早期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革命理论 1．对人世完美性的追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早期中国法学之所以能够为中国所接受，有一个深层次的根源，即我国传统的儒教资源。①黑格尔以来的西方思想家曾提出一个历史哲学问题，“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两个，如何应对人世中的欠缺和如何建立并维持有秩序的统治 ，世界历史中的各种宗教为此提供了各种方式的来世精神安慰和现世神权统治。”而马克思主义法学在批判“法治”内核包涵的权力的正当权威假设，检讨法律真实本质的过程中，也以建构社会主义秩序为己任，并试图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即“对人世完美性的追求”。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与犹太―――基督思想的同质性是马克思主义末世论的外壳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同质性就涉及一个思想实体问题， 这其中包括“大同世界”、人民民主、财富平等和圣人正义论。这些学说与共产主义学说有着外在的形式相似性以及内在的精神契合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古代一直推崇的“三代之治”，实际上就是当时社会类型的一个典范，并一直作为一种理想化的模式而被追求。一般的宗教所追求的可能是一个非在世的彼岸世界，认为现世社会总是不完美的，总存在一种质的欠缺，而这种大同社会却是历史性、现世性的 。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主义法学所要实现的理想社会秩序与总体目标与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相似性。它所要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着历史时间的维度，且并非与现世对立的，而是现世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这一过程也是把握历史进化规律的过程。 2．作为宗教政治行为的“革命”一般意义上，“革命论”是儒教经典思想的传统论说，仍然可以从“三代”找到源头。①现代大儒也多声称，“革命论”始于“汤武革命”，但彼时的革命主体仍是贵胄人群，经过了孔子 “素王”受命改制革命论的平民化，再经心学“成圣论”的个体转化，才在中国得到发展和完善。这就使得“ 革命”成为一种合理的宗教政治行为，并被世人所普遍接受，也为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传入奠定了心理和文化基础。毕竟，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主要目标，就是批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内核―――“法治”，通过攻击现代社会现有的权力组织，来追求通往“革命性”社会转型的道路。具体来看 ，汤武革命为革命的发生提供了自然性和道义性的解释。即所谓的“天地革而四时成”，革命是象征四时流转的合乎自然的行为，也就是说，天地之气的变化是革命发生的自然性法理。同时，儒家的“受命”机制也对革命者的身份做了回答。即“根据某一道义理由(比如仁义、德性、人民之愿或现代提倡的道德自由、财富平等等等)上的‘应该’而推出政权转移或改制的正当性。”依据这种正当性，能进行革命者必须是 “有德之人”，即在道义上优先的人群。因为“汤武”本来就并非一般平民，而是有德性的贵胄人群，此时革命者还存在身份上的差别，虽然“革命”有了一种依据道德理由优势而发展出的正当性，但并非人人可以“革命”，必须是具有某种德性的贵胄人群方可革命。随后，经过孔子“素王”受命改制论说的平民化发展，普通革命者身份的道义性问题方才得以解决。因为“素王本无位”，其本身也是布衣身份，但有了素王的“一王大法”，易姓换代、改旗易帜就有了正当的根据，“革命”也不再只是单纯的历史性事件，而是现实乃至未来的应然之举。再接下来的陆、王心学，进一步完成了儒家革命精神的“个体”转化，使得儒家的“素王革命论”有了普适性意义，可以进一步推广开来，由素王而至普通人―――当然仍然是具有某种德性的普通人。因为心学的关键在于“人人可成圣人”，那么，顺理成章的逻辑便是:法圣王变为当圣王 ，法圣人变为做圣人，而这就使得“圣人”的历史性(孔子)转化成了“个体”的现在性。经过这样的一系列转化，后世中国每一个普通个体发动革命就有了充分而重要的正当性根据。 而在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之中，“革命”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律作为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之一，是政治上居优位者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的强大武器。按照马克思的话语来说，“革命是神圣的现实政治行为，是道义性优先的阶级推翻道义性落后的阶级，其政治行动的神圣性在于，革命者是正义或进步的化身。”在这里可以看到，除了“阶级”、“正义”等现代性话语以外，发动革命的思路及其正当性解说，和儒家的“革命”理论在精神上其实是完全契合的。也因此，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 能够很快地被劳苦大众乃至法学家所接受―――当然，也可能对于当时的法学家们而言，大多本来就是政治家、革命家，推行这种“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本来也就是其应有之义。因为这种学说有着普遍的群众基础和心理、文化背景，更容易解释、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