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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对儒家文化接受的微观考察 摘要： 康熙帝，清王朝定鼎中原后的第二位皇帝，他一生苦研儒学，倡导程朱理学，特设博学鸿儒科。在众多哲学之中，康熙帝独选了儒家文化作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有其深层次的原因。首先，康熙对儒家文化的接受来自于传统的影响。整个爱新觉罗家族是以儒家文化为背景，制定了对子孙的教育政策，康熙帝自然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其次，家人、老师、朝臣等，他们熟悉、接受汉文化，并长期陪伴于康熙左右，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儒家思想；当然，受上述条件影响，并出于统治需要，康熙帝对儒家文化还有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康熙以儒家文化作为统治的主导思想，带来了其统治期的文化繁荣。 关键词： 康熙； 儒家文化； 接受 康熙帝，在位六十余年，他努力钻研儒家经典，并求得融会贯通，运用于理朝治国之中；同时，理学是其念念不忘的思想根基和决策指南。而为什么在众多哲学之中，康熙帝独选了儒家文化作为其官方正统哲学，实施尊儒重道的文化国策？本篇论文就康熙生长环境、皇族教育以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等方面对这个问题加以考察。 一、清王朝的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皇子教育 清王朝以少数民族政权崛起于东陲，为了建设和巩固政权，学习汉族传统治国理念为势所必需。 早在入关之前，爱新觉罗家族就表现出对汉文化的崇拜与追求。康熙的祖先努尔哈赤，在青少年时期即“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博物典汇》卷20，《四夷·奴酋》。 对于汉文化，他不仅自己积极学习，而且注意教育子孙。当时浙江绍兴府有个名叫龚正陆的文人，曾客于辽东，就被他抢来，给予优厚待遇，让他教读皇子。 王钟翰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本，第251页。皇太极时期，在思想领域中推行崇儒重道政策，并曾遣官祭孔子，表明当时满洲贵族已开始承认和接受儒家的世界观。后金政权专门设置了一个由汉族知识分子如范文程等人组成的参谋班子，作为皇帝的行政助手，以汉族王朝的典章制度充实和加强自己的政权。皇太极还下令满族文人翻译“四书”、《六韬》、《三略》、《三国演义》、《资治通鉴》等汉文典籍，作为自己用兵、行政的参考，并颁发给宗室王公、八旗将领。重视汉文化， 《博物典汇》卷20，《四夷·奴酋》。 王钟翰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本，第251页。 入关以后，面对汉族已成为主要统治对象的客观现实，清王朝将崇儒重道政策进一步伸展。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清政府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同年二月，首次会试全国举人，以通过科举笼络汉族士人，缓解民族矛盾，便于减少统一全国的阻力。世祖福临亲政后，由于一直受儒家思想的薰陶，继续奉行崇儒重道政策。顺治九年九月，举行尊孔的“临雍释奠”，福临勉励太学师生笃守“圣人之道”，“讲究服膺，用资治理”。翌年，更是谕颁礼部，提出“崇儒重道”的具体要求。这里“崇儒重道”中“道”的含义比较抽象，包容性很大，只是表明清王朝统治者对汉民族正统思想认同的意向，虽尚未真正把程朱理学定为一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里看出，清王朝重视儒学的倾向。 由于清初批判理学思潮的狂飙扫荡，理学尤其阳明心学一脉，几乎遭到学界的普遍唾弃。学界中重六经原义轻理学语录，重基本道德准则轻道学玄谈、重实学轻纯文学的风气也浸染于朝堂之上。顺治十二年三月，福临表示要“崇经术”，以“经术为本”。他在给礼部的上谕中说:“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季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未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清世祖实录》 卷91。 顺治十四年(1657年) 九月，福临首开清代帝王经筵日讲之先河，谕令儒臣进讲儒家经典。以上的一切言论和行动表明，清代统治者已经企望把意识形态统治的重心放在儒学上。 《清世祖实录》 卷91。 有了前朝对于儒家思想的重视，以及受顺治帝及顺治朝重视儒家文化的影响，康熙本人对儒家文化的接受也便有了历史及政治上的根源。 清统一全国后，绝大部分皇族成员聚居京师，生活在政治文化中心、文人荟萃的北京，这也为其进行汉文化的教育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清王朝对于皇子的教育尤为重视。 幼帝登基，在亲政以前，要接受专门教育，而康熙受教于懋勤殿。皇子，是清皇室的重点培育对象。作为对未来君主的教育，清代皇子教育的内容继承了中国封建历代的做法，把《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吟诗作文等传统文化知识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从历代流下来的典籍里吸取从政经验。读经史之学，是为了拓宽视野，增长见识，为巩固皇家基业奠定基础。重视儒家经史之学，在清一代延续不断。康熙，无疑是在这样的影响和教育之下，从小甚至其还在娘胎就跟儒家典籍产生了不可磨灭且无法改变的联系。 清代皇子们的教学过程又是怎样实施的呢？他们的教育十分严格，一般皇子们六岁就得拜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