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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处理中有关疑难问题解析（分享） 一、法医类司法鉴定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关系 在医疗纠纷处理实践中，法医类司法鉴定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关系问题，多年来，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众说纷纭，医患双方及司法界也是见仁见智，做法多样。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出台后，似乎出现了一面倒的局面，普遍认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决定》施行后，法医类司法鉴定完全替代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甚至认为，由有关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应当废止。为了应对这个局面，很多地方在积极组建旨在替代原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鉴定机构。笔者以为，法医类司法鉴定与目前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其配套规范进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不同类别的鉴定工作，适用范围完全不同。用法医类司法鉴定替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做法，是非法和无效的。由有关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医疗纠纷行政处理、司法处理、协商处理中唯一可选的合法鉴定。 《决定》第１７条阐明，法医类鉴定包括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物证鉴定和法医毒物鉴定。而涉及医疗纠纷鉴定的，一般认为是法医病理鉴定和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俗称尸体鉴定，其主要内容包括：死亡原因鉴定、死亡方式鉴定、死亡时间推断、致伤（死）物认定、生前伤与死后伤鉴别、死后个体识别等。法医临床鉴定，俗称活体损伤鉴定，其主要内容包括：人身损伤程度鉴定、损伤与疾病关系评定、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程度评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评定、劳动能力评定、活体年龄鉴定、性功能鉴定、诈病（伤）及造作病（伤）鉴定、致伤物和致伤方式推断等（详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一版，４０～４１页）。而医疗纠纷争议中最为关键的“诊疗行为的过失”及“过失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两个问题，正是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所无权涉及的内容。 实践中，有关法医类鉴定人员也会就“诊疗行为的过失”及“过失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两个问题进行认定、评价、鉴别，实属没有权力来源的越俎代庖之举，违反了我国诉讼法律（现行有效的三大诉讼法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关于鉴定问题“法定主义”的原则，自然无效。 以上观点,得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对法医类鉴定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关系问题的意见》(法工委复字[2005]29号)的印证。该回复认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内容不都属于法医类鉴定。涉及的尸检、伤残等级鉴定等，属于法医类鉴定、范围。对此类鉴定事项，在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由已列入鉴定人名册的法医参加鉴定为宜。”这与现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有关规范完全一致。 二、与“医疗事故”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确定医疗事故的途径问题： 按照“条例”的规定，今后“确定”一例医疗事故争议是否医疗事故，至少有以下3种方法共5个途径 1、医学会组织鉴定：见第20条，共有3种途径。 （1）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卫生行政部门交由医学会组织鉴定； （2）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申请----卫生行政部门交由医学会组织鉴定； （3）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医学会组织鉴定。 2、卫生行政部门判定：见第36条。 3、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定：见第47条。 此外，法院还可以另行组织鉴定，或者委托医学会组织鉴定。 如此“多姿多彩”的确定方法和途径，给医疗事故争议的处理增加了不确定因素，使得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权威性下降，也与三大诉讼法难以衔接，必将加大社会“定争止纷”的成本。建议修订时，只保留“法定鉴定部门组织专家鉴定”一途。 （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主体问题 “条例”在涉及到医学会的鉴定工作部分，有两种格式的措辞，一为“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二为“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前者在“条例”第20、36、39、60条中5次出现，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6、9、10、15条中5次出现，理当理解为：医学会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主体。后者在“条例”第23、24、28、29、41、54条中8次出现，在《暂行办法》第3、4、11、16、27、39、40、42、46条中14次出现，则理当理解为：医学会仅仅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组织工作的主体，在这方面功能等同于现在的“卫生行政部门”，而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主体。同时，在“条例”第25、27、31条中，均有“专家鉴定组如何如何”的措辞，似又应理解为：专家鉴定组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主体。 另外，《条例》第41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收到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出具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后，应当对参加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