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古城性质再认识.docxVIP

2010年以来.石弟遗址的考占工作得到系统开展，陕北-隅开始成为探索中华文明发生与早期发展的焦点。石即占城被发现之后，-些学者注意将其与古史传说人物及部族相联系-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的对证不失为一个探索方向，但在实际研究中有必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考古如何与传说对证 中国现代考古学起步之初.便与探寻“夏墟”“殷墟“紧密联系，并被赋予“重建古史的特殊使命C因此.在每?项重大考古发现问世之后，学者习惯在古史传说体系中对号入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具体操作上，至少需从以下方面考虑。 其一，“时”.时代的对应是首要前提.若忽视年代框架的限定’容易陷入“关公战秦琼”的窘境。但作为基本前提的时代因素.同样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方面?占史传说的相关记载语焉不详甚至矛盾丛生.如夏代纪年可相差百余年?再如上占人物或部族的时代难以准确落实.甚至其历史真实性都是很大问题”另-方面.岀于考古学自身特点，我们能够充分认识考古学文化的相对年代,但在认识绝对年代方面仍有较大局限性。近年来.“龙山时代及二里头文化年代框架调整带来的一系列争论，便是典型例子。 其二，“地”。地域的对应至为重要，但在具体操作中，会面临不少困难。先秦古籍中的地名多缺乏准确定位，汉晋时人虽多有解释.但仍存较大的时代鴻沟。伴随传说的流布、后裔的拓殖、地名的移植.古地名往往歧说迭出，莫衷一是。不少论者往往根据某部族后裔分布于某区域，便认为该部族居于该区域。如若未能动态考察族群的流散.则容易犯“刻舟求剑”的错误。此外，考古学文化与部族文化之间并非严格的对应关系，在复杂社会阶段尤其如此，二者的地域范围未必是重合的关系；诸如良渚、陶寺、石血等大型城邑往往与统治阶层相关，可作为空间视角的重要切入口。 其三，“人”.徐旭生、蒙文通等将传说时代的部族大抵分为华夏、苗蛮、东夷诸集|才Ic其中些古史人物?如蚩尤，或归诸东夷.或归诸苗蛮.仍有较大争议。此外，统治阶层与百姓的族属未必等同.且人群存在流动与交流，有必要以历史的、动态的眼光加以考察c就考古发掘的先民遗骸而言，传统体质人类学及分子人类学为探究先民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C但由于「I前相关工作的广度与深度不足.学科冋的合作也不够充分’仍难以为考占与传说的对证提供直接证据。 其四，“物”。考古学难以像文献材料那样提供具体史实.难以还原先民活动的诸多细节，在重构古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构建，主要通过陶器，但很多时候陶器只能反映“小传统”0随着社会复杂化的推进，“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分野逐步加深.承载“大传统”或精英文化的因素（如玉礼卷、神灵崇拜）尤其值得关注。 其五，“文”，即直接的、共时的文字材料。晚商之前虽有零星文字或刻両符号发现.但尚难以构成完整证据链中的核心-环，这也是-些学者不承认夏朝及五帝时代的重要原因。无论夏朝抑或五帝时代，相关考古学文化虽不同程度地满足“时”“地”“人”“物”诸条件，但均缺乏自证性材料，故只是合理程度不同的假说。目前，陶寺遺址作为尧都、二里头遗址作为夏都，得到国内学者较多认同，但由于缺乏直接的文字材料，且遗址本身尚存疑点，同样只能视为假说。 石昴古城性质诸假说 目前学者关于右卸古城族属的推测虽仍属于假说层面，但其中些说法不无启发性。沈长云所倡“黄帝居邑说”最为人所知。王红旗、李宗俊等有类似看法。以下试作辨析。 首先看“时”。笔者曾质疑“黄帝居邑说”，-个重要顾虑便是黄帝时代与石顶古城年代不合。石昴古城的时代相当于夏朝建立前后.与陶寺古城约略同时，在考古学上属于“龙山时代，与通常认识中的黄帝时代不尽相符.在“时”这-层面存在矛盾。黄帝的年代未必在五千年前.但其在尧、舜、禹时代之前.应为先秦秦汉时人的普遍认识。 其次看“地”.石昴古城所在的陕北地区有较多与黄帝有关的传说和遗迹，但类似传说也见于其他区域，如河南也是黄帝传说和遗迹的分布区。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在司马迁的时代，黄帝传说已经广布大江南北。黄帝与陕北的关系值得重视.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区域与黄帝相关的可能性。 再次看“人”。沈长云以传说中黄帝的后裔白狄作为突破II.认为白狄活跃于陕北.以此作为黄帝原居陕北的重要依据。」I:如前文所指出的,由后裔居地推论祖先居地有其局限性。 最后看“物”。沈长云从石謂-带发现的大量玉器以及“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传说入手，认为这些玉器（尤其是玉质兵器）是石血占城作为黄帝部族居邑的重要证据。然而，包括玉质兵器在内的玉器在黄河流域的广泛传播本是龙山时代的重要时代特点，而在“龙山时代之前，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更为典型。此前己有学者从玉器入手认为红山文化或良治文化与黄帝有关，诸如此类的看法，均难以得到确切落实。至于自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