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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读后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这篇文章发表在 1930 年出版的《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上,收入 2009 年三联书店出版
的《陈寅恪集》之《金明馆丛稿二编》。
这篇文章一直被认为是敦煌学史上的一篇重要文字,其实,它也是对 20
世纪初叶以来中国新时代学术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篇宏文。笔者虽然拜读
多遍,但不敢说对寅恪先生大文有透彻的理解,今应中西书局之约,勉为其
难,对其所述史事、文献做笺证式解读,对其中一些微言大义也略加阐释,
如有错误,请方家指正。
寅恪先生的文章层次分明,逻辑性很强,以下笺释就按原篇顺序分段进
行。为醒目起见,寅恪先生的原文用黑体顶格书写;笺释则退两格用宋体书
写在相关段落下。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
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
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
者也。
一开篇,寅恪先生高屋建瓴,从一时代之学术谈起。他指出,一个时代
的学术,必然要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作为支撑。取用这些新材料,来研讨探
求新的问题,则是一个时代学术的新潮流。这篇文章写于 1930 年,代表了
那个时期寅恪先生对于学术的看法。1926 年他结束在欧美多年的游学生涯,
应清华国学院之聘,回国任教。他此时必然受到欧美东方学界利用新材料来
从事研究的影响,特别是以他的德国老师吕德斯(H. Lüders )、缪勒(F. W. K.
Müller )等人为代表的学者们,利用新疆古代遗址、敦煌藏经洞新发现的梵
文、藏文、汉文、回鹘文,以及一些于阗文、粟特文、“吐火罗文”(焉耆、
龟兹文)、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等文献材料,改写了中亚史、佛教史的许
多内容,并对摩尼教、基督教东传的历史,谱写了许多新的篇章。比如西方
学者利用新发现的中亚梵文佛典,对于传统汉文佛典所记录的佛教思想和佛
教历史,都提出许多质疑。寅恪先生正是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下,提出了一
个时代的学术,必然要有新材料与新问题,两者结合,成为欧美东方学正在
风起云涌的学术新潮流。
面对这样一个新的学术潮流,寅恪先生说:“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
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这显然是把中国的学术界设定为受众,提
示要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必须赶上时代的学术新潮流。他还反过来补了
一句:“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这样非要追加一句来说不能够赶上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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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者就是“未入流”,显然是对中国传统学人的批判,因为当时面对西方学
术已经开始热烈讨论的许多话题,大多数中国学者置若罔闻,仍然是在自己
那点经史子集的自留地中耕耘,在留洋而归如寅恪先生这样的新锐看来,这
些人显然不入流。
寅恪先生一定会想到他的这番话或许引起传统士大夫的反驳,所以随后
说了一句更为不客气的话:“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
能同喻者也。”直接指这些不入流者是一些闭门造车之徒,他们无法理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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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古今学术史之“通义”,所以没有必要和他们理论的 。
新材料和新问题,是构筑一时代新学术的两个最重要的支柱,寅恪先生
在此不偏不倚地提示给我们。这个提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它的生命力。遗
憾的是,中国的学术界却走向两个极端:或则追求材料,或则空谈问题。
在敦煌学的领域里,由于收藏在英、法、中、俄、日的敦煌文献不是一
次性地公布出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都是以挖宝式的方法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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