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管理思想.docVIP

唐太宗的管理思想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祖籍陇西狄道，唐高祖李渊次子-----唐朝的第二任皇帝，“贞观之治”的缔造者。唐朝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鼎盛时期。李世民在位23年间，大唐帝国呈现去一片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国力逐步强盛起来，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太宗皇帝的“知人善任，虚怀若谷”的“人才管理思想”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深知帝王之道，虽有雄才大略，但却能以“能问于不能”，集思广义，从谏如流。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良臣名将，诸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温彦博、刘泊、马周、褚遂良等等。这一统治集团具有两大优势；其一，贞观君臣都有着丰富的阅历和政治实践经验，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其二，贞观集团君臣和谐，具有强韧的政治向心力。 在历代封建帝王中，唐太宗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之一。他不仅在政治，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更重要的是他能在隋朝灭亡中总结经验个教训，他们不仅目睹了隋王朝的灭亡，还参加了推翻隋政权的战争。“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这样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能不引起李世民君臣的反思，以隋亡为鉴成为他们思考治国方略的一个起点，健全自己的思想，开创了明君治国的新境界，提出了水能覆舟亦能载舟。同样他的经验也为现代管理指明了道路！　　一、任人唯贤，重视人才。  在中国封建社会，家族思想盛行，任人唯亲的现象不仅古代大为盛行，实际上在现代的民营企业中并不少见，“家天下”、“家企业”，于是带来的便是“任人唯亲”的用人思想，当然用亲近的人掌管王朝的重大事务当然有其“高效”的一方面，但是相对于它的弊端，它实在不是一种可以推崇的用人方法，当然本文没有必要深入探讨两种有人制度的优劣，我们要说明的只是——人才是创新的载体，创新是发展的载体，发展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变化。  太宗用人，体现了虚怀若谷的“大”，他在征战时吸收了原李密、王世允、窦建德集团的人才，吸收了瓦岗军的秦叔宝、程咬金等；这些人都是敌军的将领或功臣，他们曾经与李氏战场血战，曾经是李氏的阻力，然而这些对于李世民来说都不再重要，在他眼里，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人才，他们都将给唐王朝的发展很稳定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于是太宗重用他们，于是那个结果也发生了。　　二、广开言路，虚怀纳谏 　　提起“虚怀纳谏”这个词，我们首先想起的就是太宗皇帝，也想起了千古留名的谏臣——魏征，还有魏征死后太宗的那句话——用铜制成的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端正；用古史的镜子，可以参照政治的兴衰；用人作为的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成绩与过错。我经常保持着这三面镜子，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少了一面镜子。集思广益，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却只有太宗达到了化境，以后的皇帝以及现在的管理者都没有人能够达到这一点，这也是太宗在用人方面的一个特色和成功之处。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还和太宗的个人心胸有关，他贵为皇帝，本是一个不容得任何相反声音的角色，然而他“容”了，而且容得出色，容出了一个大唐盛世。我们可以再次想起太宗的那句话：“以镜为鉴可以整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 　　三、信任部下，充分授权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征高丽，停留在洛阳。临行，命宰相房玄龄留守长安，全权处理国务。有个官员声称要向皇帝举报，房玄龄问他告谁，那人回答到：“正是你！”房玄龄不敢隐瞒，立即派人用驿马送他去洛阳。李世民听说有人告密，就令武士持大刀站在前面；然后引见来人，问他：“你告谁？”那人道：“房玄龄！”李世民道：“果真如此，推出去腰斩！”并指令房玄龄说，你太不自信，以后如有类似情况，自行处理！也许这个问题会让大家疑惑，“这不是纵容吗”，其实我们反过来想，每个人都会有反对者，如果我们不信任下属，而重视他人的反对言论，那么下属如何才能积极工作呢？不信任就不能充分授权，不充分授权，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明哲保身，敷衍了事”，最终是降低管理效率，或许我们可以从贞观盛世来理解太宗的信任和授权的人才管理思想——不是时时刻刻的监督，而是无处不在的信任和积极有效的授权！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种管理模式“唐太宗式管理”所谓的“唐太宗式管理”就是领导者在管理中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选好下属，然后在自己的控制下放手让他们去“折腾”。唐太宗进行管理时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他强调“明刑弼教?”，能“择天下贤才，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罚”，使他们不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力求做到“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怯者取其慎。”采用这种管理模式的领导者往往在组建管理团队后，就放手让团队来管理班级的具体事务，将整体的事务划分为若干条，由团队干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