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刀的杀人要刀店负责吗？》ppt课件1.pptVIP

* * 1936年11月23日凌晨，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七人的事件。因为被捕的是公认的社会贤达，所以世称“七君子事件”。? 1936年5月31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人，移送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 ? 这一事件激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国人民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宋庆龄、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和国际友人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纷纷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但蒋介石政府拒不释放，且于1937年4月3日向沈等提出起诉书，并于6月11日和25日在江苏省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沈钧儒等人坚持抗日救国立场，在狱中和法庭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要求入狱与沈钧儒等人一起受监禁。“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于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等七人，并于1939年2月最后撤销了起诉书。 ? 这是一篇“七君子”攻守兼备的法庭辩论。“七君子”，即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位爱国人士。1936年11月，因在上海发动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在狱中，他们坚贞不屈，利用法庭继续斗争，显示了正义的力量。 ? “七君子”在非常时刻展示了娴熟精湛的论战技巧。他们面对审判长连珠炮式的发问，攻守兼备、虚实相继；善于捕捉漏洞，归谬反诘，变被动为主动，使对方恼羞成怒、狼狈不堪。 ? 历史记忆 第一次庭审 ? 审判长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沈钧儒避开问题的锋芒，没有直接回答赞成还是不赞成，却说：我们从不谈什么主义，如果一定要我们承认什么主义的话，那就是抗日主义、爱国主义。而在当时是不能给“抗日”和“爱国”定罪的。为了给“七君子”罗织罪名，审判长强硬地指出：“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沈钧儒运用了类比归谬论证，说：“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言外之意是说共产党可以抗日，我们也可以抗日，而不一定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审判长不甘心地指出：抗日是共产党的口号，共产党怎能真的抗日？他们一面主张抗日，一面主张土地革命。他可能是希望引起“七君子”的反驳，借此落实“七君子”和共产党有关联的罪名。沈钧儒却不上当，机敏地说：共产党是否真能抗日，要问共产党，我不知道。审判长只好直接指出：“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了吗？”沈钧儒又是虚晃一枪：假使被共产党利用了，只要是为了抗日，我们甘愿。审判长屡屡受挫，却不甘心就此偃旗息鼓，就更露骨地追问：“组织救国会是共产党指使的吗？”沈钧儒回答：“救国会会员很多，是否有共产党，无从知道。对于入会之人，不能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只问他抗日不抗日。并且共产党哪里会自己说明是共产党呢？所以要问也问不出来。”所答非所问，重申救国会“抗日”宗旨，而撇开是否与“共产党”有关联不谈，让审判长抓不住把柄。最后一句话捎带讥嘲了审判长的愚蠢。 ? 第二次庭审是从“你们主张容共吗”问起的，具体涉及“联共抗日”以及引发“西安事变”两条“罪状”。 ? 审判长首先问：“你们主张容共吗？”而后又问：“你们主张联合共产党，是不是危害民国？”“容共”与“联共”二者之间是罪名和罪状的关系（从辩论的角度看，是论点与论据的关系），所以审判长先从“容共”问起。李公朴反唇相讥：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就主张“容共”，实行“容共”，难道他也有罪？国民党政府以此定罪岂不荒唐！他接着反守为攻，矛头直指国民政府反对抗日，指出：“连我们集会纪念中山先生，援助日本纱厂罢工也被列为罪状，试问你们要不要做中国人！”? 接下来是关于“主张联合共产党”的辩论。 ? 审判长避而不谈抗日，而是问：“你们主张联合共产党，是不是危害民国？”按照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容共”自然违法。审判长自知理亏，在这里有意隐去了“抗日”二字，只谈“主张联合共产党”，其用心不言而喻。史良则盯住“抗日”问题不放，反驳道：“好比一家人，强盗打进门来，我们叫家里兄弟姐妹不要自己打自己了，首先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强盗，这有什么错？能说是危害民国吗？”接着反守为攻：“只能说危害帝国──日本帝国主义，除非检察官是日本人，才会判我们有罪！”史良采取的策略与李公朴如出一辙。 至此，审判长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