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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夏丏尊的《猫》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3-0000-02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自1946在郑振铎、李健吾的进步期刊《文艺复兴》上连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历了“从热闹到寂寞，又从寂寞到热闹，反映着时代的引擎和文学观念的变迁”。［1］短篇小说《猫》同样于1946年初版，大致我们可以认为这两篇小说发生在同样的背景之下的，描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①。钱钟书先生总是善于将这一严肃的主题，以一种近于滑稽可笑的故事的方式向人们传达，暴露了知识界、思想界内部不为人知的丑恶嘴脸，大量学者认为《猫》“可称为《围城》的袖珍版”［2］。《猫》中借一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颐谷的视角，在颐谷的狐疑惶惑之中达到一种批判的效果，同时也引发一份思考，颐谷会不会也成为这些“高等”知识分子中的一个？ 　　 一、 “猫”的象征主题 　　 在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中《猫》主要写“兽”。以一只猫作为线索，写一群粗俗浅陋的上层知识分子。从另一个层面上，那一群“名字有电磁力”的高等学识者也不过是女主人爱默所驯养的“猫”，任她呼来唤去。而这些有名望的中年人又把爱默看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猫儿”来玩耍。吴福辉认为：“《猫》是既是线索，也被当做女主人公的象征”［3］。在小说的首句便将此含义清晰的呈现于读者面前“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②。猫代表了爱默的爱慕虚荣，外表的光鲜亮丽背后掩盖不住自己内心的空洞,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只顾建立一个安逸的小圈子，当一切终归要面对现实时，爱默方醒悟到自己的无用。婚姻的“围城”瞬间倾倒，脆弱不堪。 　　 除此之外，李太太的客人陈侠君以“猫”自比，他不敢上前线征战杀敌,又主张不能再一味地向日本人妥协退让，更是激愤的喊出退让只有亡国。但他是不肯上前线打仗的，他害怕枪炮，害怕战争。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此,“猫”的习性中带有一种越是害怕也就越是强势的态度，而正是因为对战争怀有畏惧，才不得已振臂高呼。也借此引出中国人的一种惯常习性：害怕打仗，躲避打仗，无处躲避了就打，到打的时候怕的忘了死。 　　 在作品的主题意蕴方面，《猫》套用了精神“围城”这样一个象征。“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③ 　　 从“生活层面上”看，对抗战时期古老中国事态的描写，对政治界、知识界腐败现象的讽刺，这里的政论家把国内、国际大小政治变动看作由自己一手执掌，向旁人吹嘘的工具，而人们关心时局的目的不过是关注个人安危。从“文化反省层面”，以“反英雄”角度写知识分子，企图以“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在一群“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中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科学家抱有“知识帝国主义”的想法，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全知的人物，把人生各方面的学问都霸占着算自己领土；学术机关的主任空洞的探讨着《印刷术发明以来中国书刊中误字统计》这个一辈子都研究不完的工作；批评家擅长睨视和鄙视，认为凭着自己的长相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批评者。作者并不给予正面批评，而是借一种近乎夸张的漫画刻画手法加以讽刺。另外，从“哲理思考层面”，其中也寄予着作者对于人生的更深一层的哲学思考：人生处处是“围城”。方鸿渐永远都不安分、不满足，因而永远都是苦恼的，他总想摆脱困境，却又处处都是困境。这一切对于懦弱的主人公来说，似乎始终是不自觉的。颐谷同样完全处于一种盲目的状况，几乎是受着爱默的支配，走近爱默建构的精神“围城”，一次太太客厅的茶会，让颐谷看到知识分子的各种嘴脸，爱默家的小圈子是他们精神上休假，逃避家庭责任的避难所。建侯始终生活在爱默建构的婚姻围城之中，始终对妻子保有一份被征服，被占有的荣誉感。但是作者在论述婚姻“围城”的同时，也处处表现出一种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真正记挂一个人，希望跟他接近，这少得很。因为难得所以要加倍珍惜。也恰恰反证了一段幸福的婚姻的难能可贵。另一方面在作品《猫》中精神的“围城”作者也正是想要从反面唤醒知识者的精神世界，让他们正视现实，积极发挥人文知识者的人文理想和启蒙责任。 　　 二、“猫”式的人物形象 　　 《围城》中几乎没有什么正面人物，这在《猫》中亦是如此。茅盾主张作家要直面人生，真实的描写时代的“落伍者”，告诉人们不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就是他所说的“那些黑暗描写的潜伏的意义”［4］。 　　 夏志清说：“爱默一生最大的责任就是去维持她的美丽、机智和好客的名誉”。［5］由于文章的篇幅有限，短篇《猫》中爱默的情感经历也是一波三折。起初爱默的一切都可以用最上等来形容，丈夫对她服服帖帖，始终以下人的姿态敬仰和崇拜着她；而当丈夫生平第一次带着平庸的情人出走时，爱默一下子，推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