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颖古典文学论集 (23).docVIP

/SHANGJIANFANG123 附录二：记1948年汕头的《光明日报》副刊 /SHANGJIANFANG123 PAGE 691 附录二 记1948年汕头的《光明日报》副刊 吴 颖 1948年的春天，大概是春节后，我进了汕头《光明日报》去接编副刊。记得3月1日副刊的《致读者》就是我写的。当时实际主持该报的是副总编刘玑，听说他是民盟盟员，但我知道得不确实。不过据我当时的观察，刘玑也是一位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现在是广州市一家中学的退休教师）。当时的副刊也是刘玑主管，报社社长彭适之极少过问，因而难得见面谈话；碰到一些工作上的问题，我都是找刘玑联系解决。 彭适之，原是国民党的186师的政工人员。据我观察，彭适之大概是想让报纸有人看，多赚钱；当时又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呼声甚高的时候，所以该报曾容纳过若干进步的文化人士在里面工作；其中有些还是共产党员，如米军（林紫）、黄遗（黄雨）、何谓（林坚文）等同志，就都曾在该报工作过。但我进该报时，上列同志都已先后离开，副刊正由一个姓杨的在编，搞得很不像样，不但编得不好，而且老是出常识性差错，因而颇有一些读者投书该报，提出批评。我当时是汕头几家报纸副刊的投稿者，1946年开始学写的第一篇稿是一篇童话，题目叫做《小鲫鱼的遇险》，署了个有点寄意的笔名“东方未明”，投给《汕报》的副刊《汕潮》，在这年4月上旬的儿童节专刊发表；接着又写了杂文《论‘善’字》，用拆字的方法，对当时汕头某些利用慈善机关的招牌侵吞救济物资的“善棍”指桑骂槐地痛骂一通，说他们是“挂羊头”、“骑墙派”、“屁股说话而口放屁”，署的是个更古怪的笔名“伊何人哉”，该文也在几天后发表。那时，我家还在福合路摆摊卖衣服，但《汕潮》编者王子英很快就到我家去找我，说我的文章写得很“精采”“犀利”，鼓励我多写。从此，我走上笔墨生涯的路，不但成为《汕潮》（后来是谢芳郁编）的经常作者，发表了不少的杂文和短篇小说，又曾在林紫主编的《光明日报》副刊发过杂文，还曾在《建国日报》副刊（先是杨生乔编，后是陈健编）发过短篇小说和杂文。作为一个投稿者，我也曾投书去批评当时的《光明日报》副刊的差错，刘玑见到我写的批评意见，觉得有一定水平，刚好他在报界熟人有人认识我，经过联系，我就这样地进《光明日报》了。 我接编这个副刊后，立即着手调整副刊的版次，并约人重新绘制版头，每周《光副》（后改为《文艺》，是文艺综合版）四期，《闪光》（杂文版）一期，《学习日》（习作园地）一期，《星期日》一期；同时，副刊开始组建基本作者队伍，如马戎、陈健、沈吟、庄以行等同志，就是副刊经常的作者。我认为，单独一个人编个日报的副刊，每天要编发一个版5000字，每月发稿15万字以上，如果没有一个和编者意图有“默契”的强有力的基本作者队伍，只靠自然投稿，是没法编得好的。例如当时的《闪光》杂文栏，自然投稿的采用率不高，如果没有马戎、陈健、沈吟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对我的整顿副刊的工作，刘玑很支持，也很满意。当时刚好又缺个地方新闻版的编辑，我便介绍马戎去接这个缺，刘玑立即同意了。其实，在我接手编这个副刊时，马戎的伯父的商行已处在半停业状态，他每天有许多时间，除写稿和帮我看稿外，对我的编辑副刊出了许多主意，许多事情都可说是我们两人商定的。他进入《光明日报》后，对编地方新闻版不大感兴趣，只是应付差事，保持不出差错而已，实际上是正面地全力帮我编好副刊。 经过我和马戎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副刊有了起色，面貌有所改变，又渐渐引起读者的主意，各版投稿的人也逐渐多起来，文艺综合版的稿一多，就可以编得好一些。又如《学习日》也有光、市中的不少学生来投稿，我们也选择一些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加强了联系。后来，我和马戎上山参加革命工作后，还曾联系介绍个别青年上山参加工作，例如蔡云（原是光中学学生，现在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当时就是《学习日》的作者，后来由我们介绍上山参加工作的。不过，我们当时都是青年，兴趣比较多方面，因此也编了个《星期日》版，组发一些比较轻松的生活情趣的“杂色”文章（但坚持有“趣味”而不“低级”），还辟了个“星期小说”专栏，每周发一篇，每篇2000字以内。这个栏没有外稿可用，就由马戎和我两人包起来，每人间周写一篇，条件是题材要有知识青年情趣，手法要新鲜，每篇署个笔名，不重复。我当时写发了什么，有多少篇，差不多都忘记了。印象之中，只记得有一篇题为《病叶》，用一个女性笔名“霍秋莎”，写一个中年知识女性“我”偶而翻检青年时的日记，中夹有一张病叶，从而记起她年轻时所认识和交往过的三位男性朋友，并分别保存他们三人各人寄给她的一封信。除了小说开头一节记述上面情节之外，主要就由三封信构成全篇；三信作者是三个年龄层次、三种性格类型的知识青年和她的不同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