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原则之现代化思考.doc

“亲亲相隐”原则之现代化思考 　　[摘要]“亲亲相隐”原则是中国古代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曾在历史上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今，在刑事立法中，应对“亲亲相隐”原则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做法，吸收其合理成分，缩小我国刑法中包庇罪的犯罪主体范围，使我们的刑法更具人性化。 　　[关键词]亲亲相隐；窝藏、包庇罪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编号]1009-223402-0082-03 　　“亲亲相隐”原则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然而，当前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它的消极影响，把它当作封建社会的糟粕予以彻底否认。对于“亲亲相隐”这项传统的法律原则，我们是应当有批判性地予以吸纳借鉴，还是应当完全否认?如果答案是前者，如何在现行刑法中体现该原则?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本文以现行刑法中的窝藏、包庇罪为视角，通过对该原则进行深入剖析，挖掘其在现行刑法中的可借鉴之处。 　　一、“亲亲相隐”原则之涵义解说 　　“亲亲相隐”又称“亲亲得相首匿”，它源于《论语》的记载，孔子说过：“吾党有直躬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张晋藩教授认为“亲亲相隐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或作证。”也就是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并且不会因此而受到刑事处罚，它包括长亲属隐匿卑亲属和卑亲属隐匿长亲属。 　　“亲亲相隐”到西汉时期在法律上首次得到确认，发展到唐朝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以后各朝关于“亲亲相隐”的制度规定大体与唐朝相同。“亲亲相得首匿”制度的隐匿对象为“亲属”，容隐的亲属范围在不同朝代受因各个朝代法律政策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总体而言，“亲亲相隐”的隐匿范围在中国封建社会随着朝代的变迁越来越广泛，其容隐范围由孔子提倡的父子之间的互隐，发展到汉朝的父子互隐。夫妻互隐，祖父母与孙互隐，最后发展到唐代规定了“同居相为隐”，即同居者可以相互隐匿。所谓“同居”：指“同财共居，不限籍之异同”，即只要共有财产，共同生活，不管户口是否相同。“虽无服者，并是”，即使彼此已无服制关系，也可互相容隐。由此可见，“亲亲相隐”作为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一项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日益成熟，其隐匿的对象范围不断扩大。 　　二、“亲亲相隐”现代化之可行性思考 　　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亲亲相隐”原则始终贯穿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刑事立法中。这一原则运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服务于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尽管现代社会的立法理念与封建社会大不相同，但对人性的普遍看法，在一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上古今是共通的。我们完全可以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适当吸收“亲亲相隐”原则中的合理成分，对其批判性地加以继承，以便更好地为我国刑事立法服务。以下，笔者将找出古今中外关于“亲亲相隐”原则的衔接点及其现代化的可行性，以使其更合理地体现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 　　亲情是人所具有的美好的原始的道德情感，“亲亲相隐”原则蕴含了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理念。这种亲情理念是普遍的共通的，它不因为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消失。亲情观念作为一种原始本能。即使是在动物界也是与生俱来，“虎毒不食子”这一俗语正是亲情观念这种本能在动物界的应证。老虎在危急的时刻不会吃掉自己的儿子，人类更应是如此。保护亲情是人的天性，它是亲属之间相互信任的一个情感纽带。试想，如果在一个没有亲情观念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紧张局面。亲属之间尚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更不用说普通朋友之间了。 　　“亲亲相隐”原则不仅体现在我国古代刑法中，贯穿于我国封建法律的始终，而且在西方国家的法律中也有所体现。早在古罗马的法律中就曾规定：“亲属之间不得互相告发，对于未经特别许可而控告父亲或保护人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亲属间相互告发将丧失继承权，也不得令亲属作证。”英国刑法规定：出于亲密关系而隐瞒他人犯罪者不罚，但若接受了报酬就应罚。在英国，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犯罪的行为除接受了报酬的例外情形以外都不应当受到刑法惩罚。《波兰刑法典》1970年版第250条规定：“故意隐匿他人无罪证据而不报告者，处3年以下监禁，但恐自己或近亲属受刑事追究而不报告者除外。”目前还有很多国家为维护亲属之间的亲情关系，都作了类似于“亲亲相隐”原则的规定。可见，“亲亲相隐”原则是顺应人性之原则，在现代社会仍有极大的适用价值和意义。 　　然而，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体现“亲亲相隐”原则。刑法规定的窝藏、包庇罪的主体范围为一般主体，没有排除亲属之间隐匿不应受窝藏、包庇罪规制的情形。如此，则将面临自己的至亲犯罪的人置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他们需要在维护法律和维护亲情两种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包庇亲属者要面临社会舆论和自身的压力；遵守刑法之规定，维护亲情违反刑法规定则面临可能受亲属犯罪的牵连而被处以刑罚。笔者认为。“亲亲相隐”原则在我国现阶段的适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