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射箭：民族记忆中的生命细节.doc

河湟射箭：民族记忆中的生命细节 　　李明华 　　上篇：一个地域的民族记忆 　　河湟“花儿”和河湟民族民间射箭活动是一种地域性文化，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孪生兄妹，射箭没有了“花儿”和“拉伊”的陪伴，就像歌唱缺少了响器的伴奏，有了激情四射的射箭，“花儿”和“拉伊”才像长上了飞翔的翅膀。 　　任何一种地域性文化的形成都是有历史源流和地域特征的，因此，河湟地区的民族民间射箭活动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有地理标志的，这个地理标志首先表现在河湟地区的地域自然特征和历史人文情怀。 　　地理标志 　　目前，有关河湟地区的地域概念学界有大中小三种之说。从广义上的地域文化概念来看，河湟地区应该包括大通河（浩门河）下游的甘肃天祝、永登、兰州红古区等地和甘肃大夏河、洮河流域，考虑到实际的行政区划和历史沿革，时下的河湟地区应特指青海东部湟水流域各县域以及大通河上游以南的山区和贵德、同仁等黄河沿岸的农业区。而探讨和研究一种地域性民族民间文化，就是要了解潜在的地域文化特征，因此，传统意义上的河湟地区射箭活动，有别于青南游牧民族的射箭，是一种以河湟地域为范围的区域性民族民间文化现象。换句话说，应该以青海东部地区为中心。更具体地说，河湟地区射箭活动的腹地应该在平安——乐都——民和这个文化带上，同时也包括這个中心地带的相关辐射区。比如黄河流域化隆、尖扎、共和的农业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造一方文化，所以地域文化很大程度上以其地缘人文因子的隐显起伏，调节着这个地区文化的社会风气、群体和谐、消费时尚和审美风貌。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河湟地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民群众钟情于射箭，像逢年过节一样，并将这些民俗风情纳入了自己的惯常生活，成了生命和血液中的一部分。这种射箭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以河湟地区的地理生根的，然后以这个地域的村落和人民群众为干，以系列化的活动和其间无意识的民俗为脉络的。比如射箭期间的“花儿”和歌舞相伴，饮食攀比，物资交流，甚至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在悄无声息地进行。 　　提出河湟地区射箭活动的地理概念，就是要对河湟地区射箭活动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进行丈量、发现、定位和描绘，从而进一步丰富可开发的射箭文化资源，揭示射箭文化的生命特质、审美形态、文化身份，从而使河湟地区的射箭文化在健康的轨道上走得更远，长成一棵婆娑起舞的大树。 　　值得提出的是，河湟地区射箭活动是以这个地区的藏族村落和藏族混居群体为中心的，这个中心既是一个地域、社会群体的历史概念，又是一个超越历史的、依据一定的地域环境保持的、群体的社会结构方式和生存行为。它至今依然以其古老的血缘和生命延续着自己独立的生存文化形态。他们依据着自己脚下这块半农半牧的土地，固守着自己的家园，保持着自己生命品属的相对独立与纯粹，使自己古老鲜活的血液一直在河湟谷地里喧哗着生机勃勃的精神激情。它因之而使外部世界的人们对这片土地产生心旷神怡的联想;使其成为人类记忆中的一个动人的章节，一种生活和生命方式的别样。在不同的宗教文化和生活交往中他们与这里的汉族、回族、土族、蒙古族等一同书写着这里的历史，放射着狂悍旷达、自由不羁的生命激情。 　　河湟地区射箭活动的地理概念又是一个历史范畴。明清以来的碾伯县（包括今民和），是含有今天乐都的以瞿昙为中心的下营、峰堆、亲仁、蒲台、桃红营、中坝，北至今天平安县的巴藏沟、沙沟、三合、古城，南至民和县的峡门、新民、西沟、杏儿、李尔堡等3个县的16个乡（镇）100多个行政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射箭队员有10万之多，参与人员达20余万人。甚至还包含了今化隆、尖扎、共和县的部分地区。这个地理概念在青海版图上非常清晰，是湟水河以南汉、藏、回多民族聚居的广大浅脑山地区和黄河沿岸的化隆、尖扎、共和的农业区。 　　长期以来，各兄弟民族在这片土地上耕牧相间，和睦相处，共同开发了这片美丽的沃土。由于这一地区多处于脑山，历史上森林覆盖面较大，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狩猎经济曾是人们生活的重要补充，据历史记载，当年隋炀帝就曾在这里骑马狩猎。因此，射箭就成了这一地区各族人民群众与生俱来的特长和传统，形成了汉、藏、回等各民族人民共同参与和维系情感和生命的民俗文化。所以，河湟地区由来已久的射箭活动比的不仅仅是输赢，是民族之间的了解、认同和和睦相处。其主题是和谐。 　　历史情怀 　　河湟地区的射箭活动从品象上看，应该是一种农牧相间的农牧民民俗文化，是青海东部农业区游牧民族几经迁徙，在这里定居的历史记录和文化记忆，毫无疑问，这种文化记忆也渗透到了汉族和回族群众之中。 　　湟水南岸的平安、乐都、民和的南山脚下，有一方敦厚的土地——角仓，藏语意为生长麦子的地方。这里山高川阔，宜耕宜牧，至善至美，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一个曾经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在历史的某一个结点上，迁徙至此，卸下他们至爱的马鞍子，无限依恋地放走了驰骋草原的骏马，他们学着汉族人的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