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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看80年代的文化政治: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摘 要：《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通过将五四拆分为文化启蒙和爱国救亡两个运动，“救亡”压倒“启蒙”，“封建”未彻底根除，导致“文革”，于是80年代需要重回“五四”，补上“启蒙”这一课，由此提出文化现代化的道路和思想解放的要求，体现了80年代的文化政治――“五四”成为一个符号，承载了知识分子的政治与思想抱负，它必然不是历史，而是创造。 　　?关键词：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80年代；文化政治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1）09-0000-02 　　?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是一个转折点，“拨乱反正”成为整个中国各个领域的主要工作。这个“乱”指的是“文革”（或是包括更早），这个“正”就是新时期的方向。对于“乱”和“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几乎所有的人在言说时都要提到“五四”――“五四”已经成为了一种“公共资源”，成为了一个“武器库”，不同的人从中拿出不同的“武器”,从一个混杂的多元的“五四”中抽出自己需要的那一部分来为自己所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重构”，80年代的“五四”早已经不是原初的“五四”。80年代又一次体现出一种“文化政治”的特点，这也是中国的传统，表面是文化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对于“五四”的不同定位，也就指向不同的政治设想。 　　?这是我在思考“新启蒙与五四的联系与区别”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80年代的人总将自己的时代和“五四”并举，但是在他们的话语中“五四”被戴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也只有在他们所定义的“五四”的基础上，“80年代”才有可能是“‘五四’的继续”。通过他们的“建构”，“五四”和“80年代”发生了联系。以至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80年代”是“第二次‘五四’”。所以我从研究“‘新启蒙’和‘五四’的联系与区别”进入到了“80年代的‘五四’”的研究。我想知道的是，80年代的学者都给“五四”戴上了什么“帽子”？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李泽厚作为八十年代的精神导师，他在80年代的文化哲学的深刻性与广泛传播，不仅表现在学术性上，更体现在政治性上，很多人熟知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就体现了八十年代文化政治的特点。 　　?一、救亡压倒启蒙 　　?李泽厚开篇将“五四”运动拆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头，其中便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所以虽然五四“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政治斗争终，”“以上种种，使得这种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的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造成浩大的声势。五四运动正是这样。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而这很快合流在一起了。”启蒙的主题与救亡的主题相互呼应，“造成了整个中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大震撼”。 　　?在“五四”式个体的反抗和理想的现实构建失败后，人们的眼光转向“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性政治”，马克思主义由于有一套切实可行的社会变革办法被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但是问题是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启蒙”没有完成就被“压倒”，“封建”思想没有得到根除。在“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战争”中，农民意识和封建思想“挤走了原有的启蒙观念”，并且“渗进了刚学来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形成一种奇怪的意识形态。“否定差异泯灭个性的平均主义、权限不清一切都管的家长制、发号施令唯我独尊的‘一言堂’、严格注意尊卑秩序的等级制、对现代科技教育的忽视和低估、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排斥，随着这场‘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巨大胜利在马克思主义或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名义下被自觉不自觉的在整个社会以及知识者中延漫开来，统治了人们的生活和意识。” 　　?建国后延续战时政治，不加分析的反对资本主义及其观念，对更落后的封建主义却没有应该的警惕，终于导致封建主义“假借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大反资本主义”，“把中国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 　　?最后，李泽厚提出在八十年代救亡的压力减小的时候需要重提启蒙，进行“补课”。“我们今天的确要继承五四，但不能重复五四或停留在五四的水平上”，应该“使传统做某种转换性的创造”。“只有将集优劣一身和强弱为一体的传统本身加以多方面的解剖和了解，取得一种‘清醒的自我觉识’，以图进行某种创造性的转换，才真正是当务之急。”“意识形态和批判的武器并不能坐等基础的改变，而仍然需要自我更新”。［1］ 　　?二、文化政治 　　?李泽厚很明显的简化了历史，但为什么他的“双奏说”在八十年代却引起极大的影响，像许多学者所说成为“八十年代的元话语”［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