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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董仲舒思想 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的历史进程在先秦 可以说告一段落。但其思想的逻辑至汉时才 算了结。迄于荀子，伦理政治的理论建构已 显现出大致的系统化性质： 前由孟于子完成 了政治伦理化的建构，后由荀子完成了伦理 政治化的致思。而且，二者在超验与经验， 在崇高与效用的理论风格上，适成互补。但 是，对伦理王国的构造来讲，两人执伦理或 政治之一端，尚无法予伦理政治以充分的理 论完整性和实际有用性。孟子以心性容纳政 治，荀子以政治摄伦理，但降低了心性关注。 因此，以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而言，尚无法达 到伦理与政治的完全互释或双向涵摄。故， 伦理政治的理论建构任务尚未完成。 从一个 社会政治理论构设的预期性上讲，所谓完成 其理论任务，起码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理 论架构的完整性，二是透入政治生活的可行 性。以前者言，伦理与理论的同构，尚待完 成；以后者言，它有效地影响现实政治生活 的方式途径，尚待摸索。因而，伦理政治理 论在荀子之后，还有进一步整合的必要。尤 其是考虑到荀子后学实际运用其学说， 而变 异为专制帮凶的史实，怎么以伦理政治去周 全限定政治操作，而不使伦理发生异化，就 成为伦理政治建构的最大问题。解决这一问 题的可设想途径，不外有二：一是将伦理与 政治的同构，提升而纳入一个更具威慑性和 相融性的系统中；二是在政治吞并伦理走向 暴政的历史教训启发下， 再反弹回以伦代政 的孟子进路。显然，后者已难走通。唯有前 者，可以期望进一步完善理论，加强效用。 董仲舒正是从这一视角切入，而成功地将伦 理与政治融摄进天的系统之中， 完成了伦理 与政治的同构同化任务； 同时又以其对历史 的高度关注、对政治影响方式的抉择，将伦 理政治理论引入一个实际运作的新境地， 尽 管政治家实际运用中悬搁了它的基本原则， 但毕竟改变了它的悬空及完全变形的两种 悲剧命运。 从更宽泛的背景上看，董氏之所以能够 成功地为早期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建构打上 休上符，是因为他得到了政治史和思想史的 双重启发。在前者，由于?种双重机缘，使 董氏可以明察其时代的政治走向。 一重机缘 是，西汉已成功地建构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 家，因而他可以免孔、孟、荀亟于设计一套 治乱方案的紧张，而安心设计更有利于国家 治理的方案；另一重机缘是，汉开国以来， 对秦政的反思，使统治者本身觉察到了社会 “更化”的必要性。汉初黄老无为思想获得 政治支配权，带来了一时的政治稳定，但汉 皇室统治者敏锐发现，战争创伤后一段时间 的“与民休息”政策的政治功用不可能持 久，“无为”且容易助长政治分裂。因而到 武帝，才有举贤良对策的举措。但这一举措， 对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建构，却具有不可小 觑的意义。二者改变了先秦儒家凄凄惶惶奔 走各国兜售伦理政治的窘迫，变而为皇室在 一种利用伦理政治理论透入政治实践的氛 围中，礼待儒家言述；二者开启了汉代以后 儒家作为国策派的大门， 使其有机会以自己 的论说影响政治操作。在后者，也由于一种 双重机缘，使董氏可以建构以系统性见氏的 伦理政治理论架构。一重机缘是，与政治紧 密相联的汉初思想家，已创造厂一种以批判 秦政完全将政治操作化，而祈求予政治以长 治久安的安排。另一重机缘是，董氏对汉以 前的各家加以了认真的总结分析， 悉心的消 化汲纳，这使他不仅可以承继儒家的价值观 念与思维方式，而且可以将之定格定位，加 以系统布局。董氏之所以能够结合汉时政治 社会变化，建立以大的系统表达的伦理政治 理论，完成孔、孟、荀未竟的思想事，历史 为其提供了最优厚的条件。 诠释〈〈春秋》：以微言大义凸显混乱时 世中伦理政治的意义。自孔子始，六经成为 儒家表达思想的权威依据，亦构成为儒家思 想建构的丰厚精神资源。儒家大师对六经， 一般取“六经皆治”的态度。尤其是孔丘， “删诗书，定礼乐”，“五以学易”，“韦 编三绝”，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但自孔 子以后，这一局面虽大致保持，却表现出各 家略有侧重的特点。并且，因其侧重而体现 其学术性格，“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 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冲厂’。 〈〈诗》中意涵的天生蒸民”，好是馅 德”，仲》中意涵的“天视、听自我民视叶” 等观念，在孟子的创造性诠释中，被转换生 成为仁心善性的心胜之学。董仲舒则不像孟 子那样偏重〈〈诗》、〈〈书》。董氏“以治〈〈春 秋》，孝景时为博士” 。因此，作为〈〈春秋》 博士，又强调“小之将为大也，微之将为著 也”《春秋繁露?二端》下引该书只注篇名） 的董仲舒，言宗公羊，恰中情理。 但即便是董仲舒治公羊， 也是走的由经 而权的理路。他“强调权变的观念而把古与 今连上；强调微、微妙的观念，把史与天连 上。这不仅是把公羊传当作建构自己哲学的 一种材料，而是把公羊传当作是进入到自己 哲学系统中的一块踏脚石”。董仲舒的春秋 公羊学，究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