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朴学与文学的关系.docxVIP

PAGE PAGE #/ 3 随着汉学的兴起，清代的传统学术研究从以求实切理为帜志，并崇尚朴实 无华的治学风格。明末清初，在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的影响下，朴学在与宋 明理学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起来，注重于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主张 “无信 不征”，以汉儒经说为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主要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 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等，少有理论 的阐述及发挥，也不注重文采，因而被称作 “朴学”或“考据学 ”，成为清代学术思 想的主流学派。朴学又称考据学，针对理学的空疏而言。 清代朴学是对穷心于 “天理”人“欲”，不出 “心、性、气、理 ”范畴，淡忘儒学 忧时济世传统，空谈误国的明代王学末流的反动，也是儒学自身发展史上否定 之否定的结果。朴学的成熟与鼎盛期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因而又被称为 “乾嘉 学派”，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当代，在保存和传递古代文化遗产方面具有积极的 意义与重要的价值。 “乾嘉学派 ”的共同之处是重汉学、识文字、通训诂、精校 勘、善考证，根据各学派治学目的、取向、宗旨、对象等不同细分为以惠栋为 代表的 “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 “徽派”（有称 “皖派”），以及由清初黄宗羲开创 的“浙东学派”，和稍后的与 “徽派”吴“派”关系密切的 “扬州学派 ”等小的学派分 支。梁启超评价 “吴派 ”学术广博，笃守古训， “凡古必真，凡汉必好 ”，因此崇古 而泥古不化。刘师培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中指出： “江戴之学，兴于徽歙，所学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 凭。且观其治学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信不 征矣。 ”可见，在学术成就上， “徽派”超越了 “吴派”。 清王朝的文化政策及乾嘉学风也多方面地影响到文学。桐城派古文及其正 宗地位的确立，与科举考试用八股文和汉学的兴盛都有关系。古文原本包括应 用散文和文学散文，明末清初的小品文和大量迹近小说的传纪文，显示着古文 中文学散文的发展。桐城派理论奠基人方苞提出 “古文义法 ”说，即所谓 “言有 物”、“言有序 ”，讲求的是文章之 “雅洁”。他是信奉程朱理学的，曾奉敕选录明 清诸大家的时文，编成《钦定四书文》，颁为时文程式，被称为 “以古文为时 文，允称极则 ”。他的以“雅洁”为标准的 “义法”说，也就是以雅正的文辞，简明 有序地记事、议论。就他对历代文章的评论，特别是对清初吴越遗民 “尤放 恣”、或杂小说家言、 “无一雅洁 ”的指责看，有排挤文学性散文的倾向，形成对 明清之际的古文风格的反拨。当时便有人说他 “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 文”。 到姚鼐又将 “古文义法”说，发展为 “义理”、“考据”、“辞章”的三合一，这显 然是受方始兴起的汉学的影响，连学术也纳入文章的要素，与他自己论文章的 “神、理、气、味 ”与 “格、律、声、色 ”的理论，就相抵牾了。郭绍虞在《中国文 学批评史》中说： “大抵望溪处于康雍 ‘宋学 方盛之际，而倡导古文，故与宋学沟通，而欲文 与道之合一，后来姚鼐处于乾嘉 ‘汉学 方盛之际，而倡导古文，故复与汉学沟 通，而欲考据与词章之合一。他们能迎合当时统治阶级的意图而为古文，又能 配合当时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学风以为其古文，桐城文之所由成派，而桐城文派 之所由风靡一时，当即以此。 ” 另一方面，朴学的学术思想还渗透进诗歌和小说领域，对文学产生了广泛 而深远的影响。在诗歌方面明显的表现是翁方纲对王士禛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 说的修正、别解，提出他的肌理说。王士禛生活于康熙朝，他主神韵说是将诗 尚含蓄蕴藉的特点强调到极致的程度，变得不可捉摸，与社会现实拉开了距 离。沈德潜生活于乾隆朝，论诗悉依儒家诗教，尚温柔敦厚，中正和平，声雄 韵畅，统归于格调，成 “盛世之音 ”。翁方纲认为诗皆有格调、神韵，都虚而不 实，“无可着手”，于是“指之曰肌理 ”。他所谓“肌理”，意即可以捉摸的 “理”，包 括义理、文理，类乎方苞所说 “有物”、“有序”，也就将 “理”作为诗之本、诗之 法。所以他称宋人作诗三昧是： “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穷极历代体制之变，搜讨古书，穿穴异闻，作为古 律，自成一家。 ”在他看来， “考据训诂之事与辞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 ”。这 样，诗便不是陶冶性情，而是可资考据学术渊源、历史是非得失的材料。 汉学成为一种风气，也影响了小说： 一是历史小说重在叙述历史事件，如《东周列国志》，作者自谓是 “有一件 说一件”，“哪里有功夫去添造 ”，不仅可作 “正史”看，而且可学到稽古、用兵之 类的学问 （蔡元放《东周列国志读法》 ）。一是 “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 ），如《野叟曝言》、《镜花缘》等，作品虽有人 物、情节，也有思想内蕴，但以逞才学为能事，添入许多学问、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