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故事之李开先,写成《宝剑记》.docVIP

中国古代故事之李开先，写成《宝剑记》 本文导读：　　在户部任职期间，因押运晌银去辽西，于途中方便得渴康海、王九思。康海、王九思是明代散曲的泰斗，李开先早已倾慕于心;而康海、王九思亦甚礼遇李开先，彼此之间敞开胸怀，论文谈艺，登山访胜，不论是曲风还是人品，都给李开先极大的影响。李开先特别推崇康海、王九思百折不挠的品格，使他回京毕命之后，写作《病卧江皋)) 110首，追忆与康、王相遇的情景及由此结下的厚谊，初步显现出李开先散曲创作的才华。当然李开先终生缅怀着康海、王九思的推拥。康海、王九思病故，李开先以不能前往吊唁为憾，分别写作了《对山康修撰传》、《镁破王检讨传》以寄托对他们的无限哀思;同时由于情感的真挚，事实的翔实，二文足以与正史列传并传。　　嘉靖十一年(1532年)，李开先病愈，赴京任户部主事。之后，又历任吏部考功司主事、稽勋司员外郎、文选司郎中、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等职。在此期间，李开先与“嘉靖八子”相唱和，并且过从甚密。“嘉靖八子”是从复古主义阵营中冲杀出来的一个文学派别，欲以借唐宋文学来矫正弥漫在明代文坛上“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流弊。李开先赞同他们的文学主张，分别作传肯定了他们的业绩，并为“嘉靖八子”摇旗呐喊。李开先在《闲居集序》直接张扬“嘉靖八子”的“直撼胸臆”和“文章本色”(唐顺之:《答茅鹿门书》)的观点。在《画论》中说:“画宗马、夏，诗宗李、杜，人有恒言，而非通论也;两家总是一格，长于雄浑跌宕而已。山水、歌行，宗之可也;他画他诗，宜别有宗，乃亦止宗马、夏、李、杜可乎?’’认为诗派奇出，不可独宗一家;再者人之秉性有别，人之处世有异，硬模拟一家必然见拙。在《市井艳词序》中说:“语意则直出肺腑，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虽君臣友朋，亦多有托此者，其情尤感人者。故风出淫口，真诗只在民间。”李开先不止直接遏制复古主义的漫卷之势，而且还为萌生于现实土壤中的作品拨开了覆障的重压。　　嘉靖二十年(1541年)庙灾，李开先上疏乞休，垂相夏言不允，李开先乃自解其职。朝中只有一、二知己者相送。但更使李开先感动的则是乡中的故友旧交，如冯惟敏从临胸冶原山中赶来，并写成《仙吕点降唇·李中麓归田》的大令，一方面为他的才能不能为时所用而惋惜，同时更多的让他识破官途的险恶，应以山水自适。尔后，赶来的还有乔龙溪、袁西野等人，于是在章丘绿原山中，形成了以李开先为首的词社，使李开先因忙于仕途而中遏的散曲兴趣又点燃起来。“每于箫鼓中按拍，弦索上发声，中多悲氛之音，激烈之辞，似乎游心浮气，尚有存者。……寓者寄意，听者幸求诸言意之表，奚必俱事实哉!”(《中麓山人小令引》)从李开山的自叙，可知李开先重登曲坛，写作散曲，决非是游戏之笔，而是借以消遣胸中的积愤积恨及对家国运命的关注。虽曾有人视《仙吕南曲傍妆台·中麓小令》为“自颓”之作。但“嘉靖八子”中的茅坤深识李开先的心曲，愤而为之作辩:“明公还齐以来，而所得著书，不可多见，不知于刘向、扬雄氏何如也。”“而其中所持，固有涵于世之耳目，而非其所见与闻者矣。”(《中麓小令跋》)正是缘于此，《仙吕面曲傍妆台·中麓小令》一出，“歌而和之者将遍东国”。(谢东村:《中麓小令跋》)即使是关西曲坛老将王九思及读《中麓小令》，作书与李开先说:“能使老人复少，傲皖乾坤，急流勇退，岂可与俗人道哉?”“圣贤之业，山林之乐，积中外发，可谓不负平生矣.”(《中麓小令跋》，诚然《中麓小令》为李开先的代表之作，但由于它的雄豪清新、理俗工雅而推拥着一代新风，使明代散曲有了很大的改观。这亦是李开先反对复古主义文学思潮，在散曲发展史上所作出的具体贡献。　　夏言执意罢黝李开先，不仅在于李开先与“嘉靖八子”结盟，而且更重要的是李开先亦曾上疏弹勃夏言。所以夏言耿耿于怀，执意把李开先排除在朝廷之外。曾经救助他的翟石门病死，更使李开先感到济世抱负的无望，“叹流影之飞逝，悟人生之如寄，一切劳心事，罢弃不为，小令且难见之矣，况乎文与解经”(苏雪蓑《宝剑·序》)，于是李开先写成“提真托假”的院本《宝剑记》。李开先是首先有感于他的身世坎坷而作《宝剑记》的，其次是他对于《水浒》的推崇不已。由于明代中叶的宦竖弄权，奸相横行，形成了统治阶级内部所谓忠与奸的斗争;李开先取这样的角度，形成《宝剑记》的戏剧冲突。他改变林冲原来屠弱的形象而致雄迈刚毅;同时重塑林冲之妻不止为烈妇不嫁二男的封建贞妇，而且还情同林冲为挺立傲然的巾帼英雄。《宝剑记》于人物内心活动的刻镂工细深刻，于场景的供托极副人物的性格，特别是第十九出的择腔设调，炼词造句，极尽斯时人物心肠;而且让林冲家人、邻人全部登场，造成了天地同悲愁的氛围，堪可与《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相媲美。总之，《宝剑记》是《水浒》成书后，据《水浒》改编杂剧成功的尝试。李开先除《宝剑记》外，尚有《登坛记》、《一笑梅》院本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