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docVIP

就拆迁问题看中国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 谈到财产权,很多人思想里的概念是民法或物权法意义上的财产权, 主要是指财产所有权, 即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方面的权利。毫无疑问, 财产权的民法保护是法律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这并不意味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成为不可能和不必要。相反,公法或私法对财产权的保护都来源于宪法, 对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是其他法律保护的基础。宪法意义上的财产权是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角度而言的, 更加侧重权利主体对于行使某项或某类权利的资格。因此, 宪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则是由宪法赋予公民可以对财产享有支配性权利的资格。 宪法上意义上的财产权与民法意义上的财产权是有区别的, 这种区别并不在于财产权的客体、主体的区别, 而在于反映在同一客体上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民法上的财产权主要体现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 它是个人针对其他平等主体而享有的权利。也就是说, 民法解决公民和与其享有同等法律地位的主体之间的财产纠纷，而宪法意义上的财产权主要体现的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它是个人享有的不受国家非法侵害的财产权利，这是民法所不具备的。中国宪法根据财产权主体的不同, 将其分为私有财产权和公共财产权。公共财产权是以国家或集体的名义所拥有的财产权, 实际上是归属于全民所有的财产权利。由于其不具有人身属性, 所以很难称得上是一种人权。因此,作为人权的财产权主要应该是指私有财产权。对于私有财产权, 体现为私人意志、由私人支配并不受公权力干预的权利, 具有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特质。然而现实中, 私有财产权一般更容易受到来自国家或者是拥有公权力的国家机关的侵犯, 因此, 对于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亦显得尤为重要。就当今社会出现的一系列的“强拆”问题，如钉子户、反“强拆”自焚案件而言，主要涉及的是公民和国家这样的不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权问题，这些问题应当也只能由宪法意义上的财产权来解决。从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来看，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正在逐步加强，而近来的公民财产权受国家公权力的侵害问题也会进一步加大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力度。 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 “重义轻利”被推崇为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凡欲为自利正名者必遭口诛笔伐。在新中国建立后近半个世纪里，私有财产权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与工农阶级思想背道而驰的资产阶级思想，极力排斥和否定私人财产的正当性，将私有财产看作公有制的对立物。在计划经济和全民公社的公有制社会主义新中国，私有财产权基本上不能得到道德上的支持，就更不用说宪法的承认和保障。 1954年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没有提及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只是在总纲中对公民的财产权问题作了规定。 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公民受宪法保护的私人财产的范围仅限于为维持生存、延续生命所必须的“生活资料”。 1975年宪法甚至把国家保护的公民的“合法收入”缩小至“劳动收入”，“私有财产权的继承权”也被取消了，私有经济已经没有了宪法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市场经济使得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在意识到市场经济对自己的私有财产的巨大扩充的时候，同样意识到私有财产权是自己的合法权利，应当受到保护。于是，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逐步加强。 1982年《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人、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体现出宪法承认“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以及国家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扩大到“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1988年修宪明确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宪法地位。此年通过的《宪法》第1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虽然此时私营经济只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但这是我国对私人财产权保护的历史性跨越。 1999年《宪法》第16条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进一步将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其获得了与国有经济并行、平等的地位。这也在意识形态领域消除对私有财产的一切偏见和顾虑提供了宪法根据。 2004年十界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22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现行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障不再局限或偏重于对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等生活资料的产权维护，而是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置于同等位置。这就彻底突破了传统理论对私人财产权的态度，反映了财产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得到了更坚强的宪法保障，并有了更广阔的经济活动空间。 从财产权在中国宪法中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