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传媒政策的理念、框架和模式的梳理与研究-广播电视论文-艺术论文.docx

对西方传媒政策的理念、框架和模式的梳理与研究-广播电视论文-艺术论文 ——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  　　传媒作为一种深深嵌入社会的特殊产业和部门，其规范与政策问题一直是各界争议和探讨的重点。尤其是在这个充满变动和挑战的时代，全球化进程中的文明冲突与文化互动，传媒新技术的层出不穷，传媒商业化浪潮与消费主义的市场运动，诸如此类的变动与冲击，使传媒的结构和生态不断遭遇挑战甚至是颠覆，传媒政策的变革与重构在世界范围内已日益成为一项重要且迫切的研究课题。  　　我国一向重视传媒政策的研究。面对三网融合、传媒低俗化等趋势与挑战，传媒政策的调适也引起政界、学界以及业界共同的高度关注。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宗旨，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方国家，希望从欧美等发达国家汲取传媒政策的思想精华与实践经验。当然，传媒政策是一个具有历史语境和国 彩的研究命题，西方各国的传媒政策理念与实践，无论是在历时演变的进程中，还是在多国比较的视野中，都充满矛盾和冲突。因此，对西方传媒政策的审视有必要跳出具体政策评价和借鉴的思路囿限，对隐藏于其后具有相对共通性的模型或模式进行揭示，以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西方传媒政策的内在机理与精神。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尝试以范式研究①为理论视阈和分析方法，在考察西方传媒政策变迁的历史轨迹以及政府、市场和传媒等不同政策行动主体角色和边界的基础上，对西方传媒政策的理念、框架和模式等一般性因素进行梳理，并归纳出西方②传媒政策范式迁移的路径和方向，以供参考。 　　一、西方传媒政策的历史变迁 　　库伦 伯 格 ( Jan van Cuilenburg) 与 麦 奎 尔( Denis McQuail) 认为，传媒政策起源于国家利益追求与企业/产业运作之间的互动。在此意义上，西方传媒政策的形成始于 19 世纪中期电子传媒技术的出现③以及传媒事业开始成为一种商业以后。这一时期，一方面电话、电报、无线电等电子传媒技术的出现，让传媒成为 的一部分，带来技术垄断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19 世纪后期报业印花税的取消以及各国教育的普及，推动传媒市场的迅猛发展。面对具有巨大战略意义以及商业价值的新兴传媒事业，政府和企业共同产生了建立秩序和规范的需求，传媒政策作为管制的手段开始受到重视。面对蓬勃发展的新传媒技术以及商业化媒体，各国均将私人所有制的管制作为政策的重心，促进竞争， 垄断。从 19 世纪中期一直到 20 世纪二战前后，西方传媒政策都很少涉及传媒内容的管制。库伦伯格与麦奎尔两位教授将这些政策统称为新兴传播业政策( emerging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policy) 认为它们以政府和企业的经济利益作为管制标准，缺乏社会文化和 方面的考虑，并不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 　　这种将传媒视为技术和市场问题的政策思路，在二战以后开始发生变化。二战的爆发让西方各国见识了传媒的力量，而广播电视等媒体的出现，使传媒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传媒之于 与大众 的重要性获得重新评价，政府对传媒业的介入有了更多的正当性基础。与此同时，经济恢复、 发展、社会稳定等一系列战后重建的目标，也提出了发展积极传媒政策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各国均不同程度加大了新闻审查、所有权分化等传媒管制的力度。在欧洲大陆，甚至一度不可侵犯的的印刷媒介也被合法地纳入政策范围与二战前的传媒政策相比较，这些新的传媒政策表现出强烈的 性，其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经济因素，而是社会 因素。 、多元、社会责任、 成为政策的主要价值标准，而普遍服务和公共利益则是政策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库伦伯格与麦奎尔的学术话语中，这些积极的传媒政策也被称为公共服务政策( public service media policy)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经历 70 年代的经济衰退之后，西方国家的经济逐步走出低谷，呈现回升与增长趋势，传媒市场的规模与范围随之得到空前扩大。传媒作为一种产业，成为西方各国解决就业、税收、经济增长等社会 问题的重要依靠力量以及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角力场。在经济效益与利益的目标下，公共服务政策强调政府介入以及公共利益的模式显然已不合时宜。于是，政府开始从那些涉及市场发展的管制领域撤出经济的发展在政策的构建中获得更多的优先权，经济利益被放置到社会文化和 利益之上，自由化、市场化以及私有化成为传媒政策的主要基调，而市场机制以及竞争法则成为传媒政策的主要手段。即使在传媒的 性根深蒂固的欧洲，经济目标也在正成为传媒政策的核心。原来被归属为文化范畴的传媒政策，现在已经成为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一部分。 　　在政策转向经济的同时，互联网、数字化、卫星通讯、光纤通讯等新传媒技术的发展，也对旧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