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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 这部书当然也提出了作者们自己的重要见解。我拜读之 后，觉得最值得肯定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把欧亚草原的东部分出一个“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这个冶金区在公元 前 2 千纪初处于萌芽状态， 到公元前 2 千纪后半叶正式形成，包括了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外贝加尔，并向西到达米努辛 斯克盆地，形成东部文化向西推进的形势。而到公元前 1 千 纪中叶，草原普遍游牧化的时期，西部文化向东推进时，在 亚洲草原东部仍保持了原有的传统。 这种在分析原始资料 的基础上提出的东西两分观点，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 要的门径，就是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北方青铜器”应有区分 东、西的意识， 应该抛弃过去混沌的“卡拉苏克式”“斯基泰式”或“鄂尔多斯式”之类的观念，实事求是地提出新的概念。当 然，不同时代的东西分区界线如何划分尚待继续研究， “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的矿产和冶炼中心有待田野工作进一 步开展，方能使这一观点立于更坚实的基础之上。 二是用 具体的事例进一步发挥了大卫·克里斯丁提出的观点，即“欧亚内陆的社会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南部与农业地区接壤的大 前沿地带”，亦即住在中国北部的“从事农业的野蛮人”。也就是说，今后中国考古界应该以更大的注意力对待文献记载中只有很少篇章的“戎狄”遗存的发现和研究。不论是对于欧亚 草原的历史，还是对于中国中原地区的历史，“戎狄”遗存的 研究都应该提高到应有的地位。 三是对匈奴起源的研究，应该把视野放到整个亚洲草原的东部地区，这一地区的传统 文化应该是匈奴联盟形成的历史基础。既不能像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那样只在中国北方去找寻所谓“早期匈奴”，也不能 局限在蒙古高原去求解匈奴起源， 而应该既考虑“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的历史传统， 又研究这个冶金区在草原普遍游牧化之后发生的变化，才能找到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正确途 径。 当然，在如此漫长而又如此广袤的范围内，即使是单单对特定的金属遗存的复杂现象，要得出统一的见解，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这部书也可以说只是提供读者们驰骋大胆想象的一种依据。 我觉得，这部书最大的优点是，提供了从欧亚草原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全景，来认识和解释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遗存，但同时也感到对利用中国考古本身具有的天然优势，即古文献记载，来启发研究的关注点和思路，尚有不足。例如，书中只是在第五章第二节分析北方长城地带在东周时期分成南北两个不同文化系统时，引用了相关文献，认为在南是戎狄，在北的是胡（我则仍保留 意见，认为胡和戎狄应从人种来分， 不能从所用器物来分） 。但如果扩大时间范围来看，在《左传》所记述的春秋时代，不仅有白狄在黄河以西，还有赤狄在山西东南部，而且既然 称“狄之广漠，于晋为都”，则整个山西大部为戎狄（ 《春秋左 传》中戎狄可换称，无严格区别）所据。春秋初年，狄所伐有太行山以东的邢、卫，致使邢迁夷仪，卫迁楚丘，再迁帝丘。而狄灭温（苏） ，所及已达东周王朝的核心地带。周王室内乱时王子带（甘昭公）召扬拒、泉皋、伊洛之戎伐京师入王城，可见戎狄已入居伊洛地区，之后又侵郑、伐卫、侵宋，并东向侵袭齐、 鲁。而且周襄王曾一度娶狄人之女为后。 王师和戎狄间的直接战争一直到成公元年（公元前 590 年） 仍有记载。《左传》还记载，卫庄公（公元前 480- 前 478 年 在位）在都城城头上（其时都已迁到帝丘，在今河南滑县境内）望见戎人所住的戎州，“见己氏之妻发美”，就要把她的头发给自己夫人做假发。可见当时戎狄在河南也分布甚广。现在我们虽然可以从春秋时代的秦、晋、燕等国乃至中原各地的青铜器中分辨出一定数量的北方系青铜器，作为当时戎狄存在的证明，但时至今日，对陕西、山西、河北以及河南地区的戎狄考古学遗存，认识还是很不清楚，甚至根本说不 出华夏之外的戎狄遗存何在。我在 2002 年写成的《中国北 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一文中，曾提出过陕北米脂张坪发掘的四座墓是春秋时代的狄文化遗存的观点，但在杨建华他们这部著作中，仍被认为是晋文化遗存。当然，在眼下考古工作开展还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仍然应该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相信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古代文献的作用会受到更多的重视，戎 狄这一在中原文化和北亚游牧文化的关系中起过重大历史 作用的人群，其历史踪迹一定会越来越明晰。 另一方面，统观全书感到美中不足的是，我们现在掌握的蒙古国内青铜 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资料还很欠缺。所以在很多问题上无法作比较细致的论证，而只能作或然性的猜想或粗疏的推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匈奴文化的渊源及其形成过程的探讨。这是很多读者一定会感觉到的。其实，还有很多研究者都不一定注意到的，如西周文献中屡屡提到的“玁狁”。据金文记载“玁狁”作战时是有车的，和春秋时华夏军队与戎狄作战时所提到的“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