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立法困境与出路.docVIP

DAO KE ER WANG LUO KE JI YOU XIAN GONG SI为美好的明天加油 DAO KE ER WANG LUO KE JI YOU XIAN GONG SI 为美好的明天加油 少年强，则国强第 PAGE 1 少年强，则国强 第 PAGE 1 页 共 NUMPAGES 1 页 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立法困境与出路 摘要:现行《食品安全法》对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仅作了原则性规定，致使现行规定仍过于模糊、存在疏漏，易在实践操作中出现困境。通过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的立法进行梳理，认为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兼采以产品与过程为基础的强制标识原则，并实行偏向商谈-建构模式下的过程中心主义强制标识制度，仍存在着转基因食品定义不清、标识主体和内容模糊以及未标识责任不明确的问题，最后针对现行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立法层面存在的不足与缺漏，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食品安全法;转基因食品;过程中心主义;强制标识 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关注可以追溯到1975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Asilomar举行的国际会议，在此会议上“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被正式提出，揭开了人类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争论不休的序幕［1］。基因工程技术作为一种通过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形成的人造产品，在过去几十年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改善人类生活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安全问题的极大关注。然而，时至今日，对某种食品或者作物是转基因或采用转基因技术培育而比传统杂交育种技术培育更有可能产生不可预见的影响依然缺乏科学依据和证明。2016年6月108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向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发出倡议，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问题一致作出否定声明，要求绿色和平等组织不要再反对转基因食品［2］。面对诸多质疑与安全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对消费者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的保护，对转基因食品进行特殊标识成为了各国进行转基因食品管理的普遍方式与途径［3］。我国社会就转基因技术是否安全，转基因作物是否允许商业种植存在激烈讨论。在这种背景下，2018年我国《食品安全法》［4］再次作出修正，但此次修正主要是为了配合国务院机构改革，修正内容局限于机构名称的变动，在转基因食品方面只维持了第六十九条转基因食品的强制标识制度，要求生产经营者强制标识。将是否购买转基因食品的选择权交由消费者自由，并通过第一百二十五条明确未标识的法律责任。然而，作为现代社会基本治理手段的法律在规制转基因食品标识的过程中略显滞后，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已经不能通过法律解释等手段完全解决，在面对转基因技术的猛烈冲击下，《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仍存在诸多缺漏，易造成司法实践层面的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困境。 1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监管模式 对于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分类，依据强制性程度一般可以划分为强制标识与自愿标识模式。强制标识模式，是指转基因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必须按照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相应的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以与一般的非转基因食品进行区分，违反规定未进行标识的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后果。自愿标识，是指对于转基因食品法律并没有要求进行强制标识，而是将标识的选择权交给了生产经营者，即生产者或经营者依据市场趋势或消费者偏好自行决定是否对产品加以标识的一种模式［5］。美国先前长期秉承自愿标识的监管模式［6］，但2016年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转基因食品标识法案，要求食品生产商必须标注转基因成分［7］，树立了其从自愿标识转变为强制标识的坚定立场。目前，强制标识已经成为主流，其模式主要划分为以过程为基础的强制标识和以产品为基础的强制标识［8］。以过程为基础的强制标识即是将产品的生产过程作为确定转基因食品的标识标准，如果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转基因成分进行加工，则不管最终产品中是否包含转基因成分，生产经营者都要对最终产品进行强制性标识。反观以产品为基础的强制标识制度，其重点在于最终产品，即以最终产品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或达到某一阈值，来确定该产品是否需要进行标识。对于以产品为基础的标识制度，即便使用转基因原料进行生产，只要最终成果不含有转基因成分或低于标识的最低阈值，则无需标识。强制标识制度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纳与采用，可以窥见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在各国已经引起了极大重视，转基因食品标识与否、如何标识亦成为了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目前，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实施条例》均只确立了“应当显著标识”的基本原则，但转基因食品标识模式究竟是以过程为基础，还是以产品为基础仍存在一定争议。对此，有学者指出，对于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应采取较为严格的管理理念，在无法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