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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汉语俗字在日本的传播 一、汉语俗字 俗字，作为汉字史上各个时期与正字相对而言的主要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字体，是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① 作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隶书出现后，汉字进入隶楷阶段，从小篆到隶书，再到楷书，字形逐渐趋于定形，楷书作为正字的地位在不断的演变中得到了确立，但是，与作为正字的楷书相对而言的俗字也随之在民间泛滥起来。纸的发明降低了书写的成本和难度，文字流传、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使用人数的增多为字形的纷杂提供了可能；加上当时典籍尚未普遍刊刻流行，人们在传抄过程中没有准确的正本可以依照，字形的差异就会随着抄本转手的次数不断扩大；此外，社会的动荡，地区间的分裂割据，也加重了地区间语言文字的混乱。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俗字的盛行在魏晋六朝和晚唐五代两个时期达到顶峰。 虽然唐代字样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俗字的生存空间，但是作为俗字流行两次高峰之间的特定时期，隋唐之际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民间俗字，众多的敦煌俗字就是一个有力证据。而隋唐之际，正是中日两国交流的重要时期，唐朝先进的文化以文字为载体，通过遣唐使的传播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主要以《日藏古抄李峤咏物诗注》②为例，通过大量实证，论述日本对汉语俗字的继承与扩散、改造与创制，使许多源出中国的俗字流行于日本，并一直沿用至今。 二、日本对汉语俗字的态度 邻邦日本，原本只有语言而无文字，从日本考古发现的用篆书刻字的王莽时期（公元9—23）货币——“货泉”和“汉委奴国王”金印等实物以及《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魏志·东夷传》等史书记载可以推断，至少在汉光武帝时期（公元25—57）汉字就东传日本了③。此后，日本一直借用汉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隋唐之际，日本先后二十余次派遣使者来到中国学习，通过这些遣隋使、遣唐使的传播，汉字大量地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漫长的借用汉字的过程中，除了汉字正体外，众多的历朝俗字也不可避免地被日本吸收、借鉴。 日本对于汉语俗字的运用主要采取两种态度： （一）继承与扩散 从汉代到隋唐，日本对汉文化的学习几乎是全盘汉化的，对于汉字的接受也是亦步亦趋，在汉字东传的过程中，作为汉字重要组成部分的历代俗字也就这样随着正字一起传播到了日本。 根据日本熊本县船山古墓中所发掘的大刀以及和歌山县八幡神社发现的铜镜背后刻着的汉字铭文，可以推断汉字至少在公元503年前后就已经在日本使用。而“汉委奴国王”印中“倭”作“委”，应该是中国古代传入日本的第一个简体字。八幡神社的人物画像镜的铭文中“铜”作“同”、“镜”作“竟”，可能是日本汉字中最早出现的两个简体字④，也就是我们所讨论的俗字。 隋唐之际正是日本全面向中国学习的重要时期，大量的“留学生”在中国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传统典籍的抄录。写本在传抄的过程中，抄写者为保持祖本的风貌，就要按照原本的字形、样式进行誊写，这就会对原本中已有的历代俗字原封不动地抄录。如果说先前俗字东传日本，是个别的现象，那么在经历第一次俗字流行的高峰之后，在以“留学生”为传播媒介的汉字东传过程中，传入日本的汉语俗字则可以说是大批量，成系统的。其中很多俗字在东传日本后，因其简便易写而被人们广泛接受，并逐渐扩散开来。甚至有一些俗字源出中国，本是偶尔用之，在字形更替的过程中，逐渐被人们遗忘，但是传入日本后，却受到了足够的重视，地位由俗转正，成为日常使用的规范汉字。 （二）改造与创制 在亦步亦趋进行抄录，刻意模仿汉籍原貌的同时，为了提高书写的效率，传抄者又会有意无意采用社会普遍使用的简省方法简省笔画、符号代替、同音替代等改造原有字形，在此过程中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新的字形。这种在改造基础上的创制，大大丰富了汉语俗字的内涵。 以《诗注》为代表的一批日藏汉籍写本，一方面原封不动地保存了大量的中国历代俗字，另一方面，也记录了日本人在学习、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在改造基础上所创制的字形。许多字形“初露鳞爪者，盖在中国而非日本；承而用之，推而广之，乃至进入《常用汉字表》成为规范文字者，则在日本而非中国。”如“睪”之为“尺”，这种写法少见于中国文献，而在日本室町时期的写本中习见，但是故宫本王仁昫《刊缪补缺切韵·昔韵》中“”字、俄藏敦煌文献дX00941《字谱》收录的“駅、沢”等例可证明这种简省方法的源头在中国，而非日本⑤。而日本在使用的过程中，运用类推的方法创造了诸如釈/釋、鈬/鐸、択/擇之类的用字，并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 又如/蘭、/曾、/悔、/墨、/會、 /舟等字由于内部细微笔画分笔连笔的区别不大，为简便起见，于是采用连笔。“柬”连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