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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从集体性走向个人性 摘要：伤痕和新伤痕小说的叙事话语体系都涉及到了人道主义话语、私密话语、反左话语。由于受到政治语境的变化、外来思潮的浸染、作者着意表达的思想意蕴不同等因素的影响，二者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即伤痕小说的话语体系呈现出鲜明的集体性特色，而新伤痕小说则因彰显着作者各异的生命体验从而具有了个人性色彩。 关键词：伤痕小说；新伤痕小说；叙事话语；集体性；个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7.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573（2020）04-0026-03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伤痕小说在陡然转换的政治语境中获得了个人化历史叙事的自由，这使得作家们终止了建国以来，以歌颂和赞扬为主要基调的宏大叙事模式，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向“五四”“人的文学传统”回归的趋势。此时大量揭露“文革”对人身心造成戕害的作品“井喷”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作品开始关注人自身的发展，将人的精神特质、心理情感、心灵世界等纳入了艺术表现的视域，有些作品甚至在挖掘人性的深度上表现出了较高的水准，如冯骥才的《啊！》、老鬼的《血色黄昏》等，这些作品展现出了人性中卑弱虚伪自私的一面，我们已经很难用对与错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来审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了，但即便如此，伤痕小说背后的政治意图是极其鲜明的。创作主体急于表达自身对“文革”的控诉和对党的无限忠诚，这就使得伤痕小说没有在政治话语的场域里突围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依然是反映现实的工具，是政治符码系统里面的一个指符。所以，建立在相同的创作目的和相同的言说方式之上的伤痕小说话语体系呈现出集体性和公共性的特征。 与此不同的是新伤痕小说的叙事话语体系，它呈现出了强烈的个人性倾向。所谓新伤痕小说，即近年来文坛上出现的一批以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为主要经验内容和叙述对象的作品，代表作有余华的《兄弟》、艾伟的《风和日丽》、苏童的《河岸》、东西的《后悔录》等。新伤痕小说创作于远离了理性缺席、竖子当道的时代，这有利于作家把个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置于一种更为客观冷静的观照之中。此时，已成为历史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被淡化成了背景，人的主体性地位真正地凸显在了这背景之上。或者说，个体生命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得到了烛照。作家们借助时代的政治运动想要表达和挖掘的是更为复杂、更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性。摆脱了政治语境的规约，在大量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新伤痕小说的话语体系更加从容地走向了个人性。 一、从大声呼喊到深切悲悯：人道主义话语 人道主义的话语内涵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不断得到丰富。其基本意指是“指一切以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利益或幸福、人的发展或自由为主旨的观念或哲学思想”[1]。 伤痕小说的创作确实彰显了“人的价值”、努力做到“把人当作人”。但是正如李泽厚所说：“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2]由此观之，伤痕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是带有启蒙性质的。作家对人身心所受伤害的诉说几乎都是对“文革”或者说极左思潮的控诉。在这种创作机制的影响下，人道主义话语自身的意义被忽略了，相反，多了些工具的意味。例如：刘心武的《班主任》《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等作品在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背后，是对“文革”的声泪讨伐，这就使得作品本身的文化意蕴减弱了。在类似的作品中，读者往往看不到极富艺术感染力的经典形象，所以，那些形象只能属于那个时代而难以流传。 与此相比，新伤痕小说则更加纯粹地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展开对人生苦难深层次的悲悯和探询，并试图揭示人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或者说是在非常态的生活境遇下，才会暴露出的某种人性特质。这类小说多用儿童或少年视角，通过一双双不谙世事的眼睛窥探那个“让人只能在死亡里看到希望”的时代。因为叙述者的懵懂，叙述话语呈现出了戏谑叛逆的特色，这点从一个细节——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上就可窥见一斑。《河岸》中的库东亮有一个带有虚无主义哲学色彩的外号——空屁，“比空更虚无，比屁更臭”；《英格力士》中那个调皮顽劣但不失善良的男孩子叫做李垃圾；《兄弟》中承受了巨大苦难讲仁义的孩子叫李光头……单是这些独具特色的名字就能让人感受到在历史的浩劫中，个人的无力和渺小。这样的无奈使得作者用戏谑的语言消解崇高、调侃苦难、揶揄历史。在新伤痕小说的语境中，不会出现类似《大墙下的红玉兰》中依靠对党的忠诚而战胜磨难的言说方式，有的只是芸芸众生坚韧地、像牲口一样地活着。他们似乎很少思考关于信仰、党和国家何去何从的问题，也似乎没有对拨乱反正给予多少热烈地期待，他们只是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这里没有高尚的信仰，也没有壮烈的场面，连受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