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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的诗坛翘楚—余光中 　　“小时候，是一枚小小的邮票……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多年前，的这首炙人口的《乡愁》吟唱在海峡两岸，人们为其深深的思乡情愫所动容。 　　余光中，1928 年出生于南京，前半生颠沛流离，在战火燃烧的中国，在南京、上海、重庆、香港之间先后辗转，最后定居台湾。静谧的小岛给了他安定的生活，也隔绝了他回乡的路。 　　对于余光中的成就，他曾经的追随者，也是决裂者的《台湾文学史》作者陈芳明曾这样评价：“以诗为经，以文为纬，纵横半世纪以上的艺术生产，斐然可观，从旧世纪到新世纪，从扬眉少年到慈眉老年，任何一个时段都从未出现歉收的迹象。” 　　【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 　　余光中一生从事、、评论、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 　　余光中说他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年少气盛时他自诩右手写诗，左手为文。他将第一部散文集冠名为《左手的缪思》，以彰显诗为正果，文为副业，评论、译为余事，皆隶属“第三只手”; 　　此外他还钟情于绘画、音乐以及天文、地理、历史，乃至人类整个文化，好一个“千手观音”。 　　【诗人的情怀】 　　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罗江”，“要做屈原和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20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20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20多年” 　　余光中说，他这一生很不幸，前半生遭遇了两个战争，第一个是中日战争，第二次就是内战。抗日战争八年，内战加上冷战时间就更长了。那个时候总觉得，此生或许永远也回不了大陆了，所以写了《乡愁》。 　　不过，“国家不幸诗家幸”，战争影响全国的人民，可是对于要写诗的人来讲，却不见得是件坏事。乡愁主题的诗余光中写了至少有二三十首。其中《乡愁》在大陆选入教科书，蜚声海内外。 　　不过余光中说，“《乡愁》好像一张巨大的名片，已经大到把我的脸遮住了。如果想认识我，可以把这首诗暂时忘掉。” 　　【诗人的幽默】 　　余光中在思想上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他不烟不酒，一杯茶足矣，过的是清教徒式的生活。机械得连吃饭都上固定的餐馆，点菜都是千篇一律。 　　他不想见那些不必见的人，因为他既不求官，也不竞选。对有共同旨趣的朋友，他盛情接纳，在香港七年，他的家几近成为台湾会馆，人称“沙田孟尝君”。对话不投机者，则三句嫌多，道不同不与为谋。但他确实又是一位冷面热心者，很会善解人意，乐于提携有才情的朋友与后学。 　　他说他生就一副“不列颠的脸”，西装、领带，洋气十足，外表一本正经;但他的锦心绣口是有名的。 　　他刚到中山大学执教，他称女研究生们为“村姑”，毕业后这些女弟子们相约来为他祝寿，他对“村姑们”说：“不要以为毕业离校，老师就没用了。写啦，作证婚人啦，为宝宝取名字啦，‘售后服务’还多着呢!”说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学生们都说，把听他的课当做一种享受。他是诗文大家，一次饭桌上论道，他说菜单是诗歌，账单是散文。自己却戏言：“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为了娱人;写批评，尤其是写序，为了娱友;译，是为了娱妻，因为译的工作平稳，收入可靠。”又说：“这四样东西的版权将来正好分给四个女儿”…… 　　余光中的家庭是女性世界。他戏说他与五个女人为伍，戏称余宅是“女生宿舍”，他是“舍监”……他的谐趣尽现在他洋洋洒洒的文字中。 　　【诗人的夫妻情】 　　余先生说他一生的际遇可以用“女性”来形容：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这位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在生活上却恪守着一夫一妻，直至白头偕老。 　　关于婚姻，余光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夫妻相处是靠妥协。”他认为“婚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是一对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值得玩味。 　　说来有趣，余光中与妻子范我存的结合，没有传奇色彩，倒真正体现一种缘分。 　　范我存女士是余先生34个表兄妹中的一个表妹，他们从小只在南京见过一次面后就失散了，一直到台湾之后，他们才又再度相遇相识。 　　范我存对文学艺术富有敏感的品位，是吸引余光中的重要特质。遗憾的是婚后的`范我存不得不淡出文学殿堂，深入厨房，继而成了珊珊、幼珊、佩珊、季珊四个女儿的母亲。家中八条小子在飞舞，范我存上奉高堂，下育儿郎，成了八口之有的掌家婆。 　　余光中交游甚广，主雅客勤，访客的鞋子常在门玄关排成长龙。门铃声电话声声声入耳，小的哭大的闹不胜其烦。有时门铃电话铃齐响，范我存不得挟着孩子去开门或接电话……对子女教育的重担，余光中也尽数下放给太太。 　　每谈妻子，余光中十分动情：“她帮我挡出一片天地，让我在后方从容写作，我真的很感谢她。”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