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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第三节阅读活动 阅读活动 这里所说的阅读活动主要是指实际进入的对文学作品的具体阅读阶段，即人们对文学文本的意义进行理解和把握的现实的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话语结构和修辞意义进行解读和填空，从而建立起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理解和对话，最终实现文学接受。 文学并不是一个仅仅局限于文本之中的孤立的事实或事件，而是必须依据于读者的阅读才能实现其效应的动态过程。文学文本在读者阅读之前只是潜在的，只有在阅读时，文本才会在读者心灵中被重新创作出来。文学意义的生成，必然要经历读者的感受体验，文学作品的意义就取决于读者的个人的创造性阐释。现代文学理论中，人们已经普遍地把文学文本视为一个开放的结构，强调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了文学作品。正像萨特所认识到的，“作为文学活动的总体乃是对作者和读者的自由的双重肯定：读者的自由通过作品得到承认，而作者的自由也在读者的阅读中被肯定。阅读活动同时肯定了作者和读者的自由，因而构成了整个文学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1] 一、阅读与修辞 文学阅读首先是一个读者通过文本话语来获得作者意图或文本“意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意义”的获得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对文学作品的意义把握或是对文学作品的认识要受制于作品本身的结构，由于作品本身是由异质而且互相关联的多层次因素构成的，因而对作品的理解和认识也是由不同而且密切相连的各个环节构成的。 文学文本是一种特殊话语结构，是“一个为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符号结构。”[2]这个特殊结构或体系是按照一定的结构要求和语义原则搭建起来的，文学作品就是一个隐含着并需要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结构，作品中的内容或思想作为经过形象化的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已经融入了作品的结构当中。但是，文学文本的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具有相当的不一致性，而这种不一致性乃是语言的普遍规律和独特品性，即语言的修辞特性。 按照语义学理论的理解，文学作品的意义的关键问题在于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一般而言，语词只有在被人们利用时才具有意义，而当语词与思想发生联系而具有意义时，便涉及到语词、思想和所指客体三者之间的关系。语词和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我们所使用的语词（符号）一方面和我们所要表述的思想相联系，另一方面则与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相关，如我们的态度，我们做出指称的目的等。思想与所指客体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直接的（比如当我们想到或注意到一块云彩的形状时），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当我们想到拿破仑时）。语词（符号）与所指客体二者之间并没有一种直接的或必然的关系，经过修饰的语词与所指客体之间存在着一种转嫁关系。实际上，这种转嫁关系就是通常所说的约定俗成的关系，也即我们所强调的修辞关系，所以布鲁克斯甚至进一步以为“形式就是意义”，而文学最终是隐喻的、象征的。[3] 按照当代的以【保尔·德·曼】为代表的西方修辞学阅读理论来看，就像当年尼采视修辞性为语言的最真实的本质一样，语言的典型结构其实并不像传统语言学所说的那样是表现或指称表达（意义）的结构，而是一种修辞结构，但也正因一切语言都有修辞（隐喻、象征等），所以一切语言都具有欺骗性、不可靠性和不确定性。语言的修辞性是将逻辑悬置起来，因而使语言的指称或意义变得变化莫测、难以确定，而由于文学文本语言的修辞性，就造成了文本具有语法与修辞、字面义与比喻义、隐喻与换喻……之间的永恒的内在矛盾和张力。因而文学阅读由于语言的修辞性而成为“阅读的寓言”。[4] 也许“形式就是意义”，或者阅读就是“阅读的寓言”，但无论如何，修辞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对文学的修辞性也一向有相当的重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先有“附会”、“章句”、“练字”等诸篇谈谋篇章句和“缀字属篇”，后有“情采”、“事义”、“丽辞”、“熔裁”和“定势”等诸篇对文章及各种文体的修辞要求进行总论及分论，提倡“典丽”，要求以“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5]，从创作的角度对修辞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钱锺书先生曾在《管锥编》中对我国乾嘉“朴学”的文本解读方式进行过分析：“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然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意，进而窥全书之旨。 ……复需解全篇之意，乃至全书之旨（‘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6]依此之见，虽然这种解读方法渊源于治经考据，但却从修辞角度对文学阅读提出了充分的要求。再如金圣叹批点小说戏剧之作，也特别强调因文法修辞而不同的读书方法，他的所谓评点，多是由字法、句法、章法之辨而寻绎作品结构脉络、分析人物形象、揭示思想内容和审美意蕴的。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对小说之“文法”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