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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离渝赴美背后的故事
1946年2月,与曹禺离开陪都重庆,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此事在陪都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茅盾说:“老舍先生和曹禺先生,是我们民间文化人第一次出国的两个。”那么,这次出国讲学的为什么会是老舍呢?老舍说:“大是《》被译成英文之故。”关纪新在《老舍评传》中说:“这是因为抗战结束后,国际的文化交流趋于正常。”蒋泥在《老舍之谜》中却是另一种看法:“老舍第二次长时间出国,是政治性产物。”毋庸讳言,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而老舍之子舒乙却看到了更深层的原因,他在《作家老舍》中说“这次正式访问的背景相当复杂”。的确,老舍赴美讲学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近期《名人传记》讲述了老舍赴美背后的。
美苏博弈的阴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的政治格局逐渐明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渐渐形成了对垒局面。他们在世界各地争相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中国,苏联人捷足先登。1945年6月9日,前往苏联,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苏联参观访问了五十天,于日本投降后才回国。回国后,他将访苏日记整理出版,题名为《苏联纪行》,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反响。1945年应邀访苏的,还有著名左翼剧作家、物理学家丁西林。与此同时,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还邀请了茅盾夫妇访苏。美国人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自然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美国有一项称为“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的援助项目,它始于1940年,最初只针对拉美国家。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加强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首次在西半球之外增添了对华关系项目,邀请在教育、公共健康、卫生、农业和工程学诸多领域的精英去美国作学术交流。从1943年到1947年,共有二十六位中国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分四批应邀访美。前三批被邀者,主要是知名大学教授,如金岳霖、费孝通、陈序经、杨振声、林同济、梅贻宝、严济慈、陶孟和等。唯独最后一批,也就是1946至1947年度的入选者,不光有知名学者,还有知名的文艺家老舍、曹禺和叶浅予,他们分别作为中国界、戏剧界、美术界的代表人物而受到邀请。由学界而文艺界,美国的“文化外交”寄寓了特殊的新意,而这特殊的新意却笼罩着美苏博弈的阴影。
费正清其人
美国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归美国国务院负责实施。1942年9月,费正清代表美国政府,从印度经昆明抵达重庆,直接介入了对华文化关系规划。
为实施美国的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费正清以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的身份,雄心勃勃地来到重庆。他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说:“这是我公开宣布的职务,以这种体面的学者身份掩护我的另一项任务。”1943年年底,费正清返回华盛顿,调陆军情报局远东部工作。1945年9月他再次来到中国,名义上是为美国新闻处服务,实际上仍然在谋划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的实施。老舍等三位中国文艺家破例受邀访美,正是费正清的主意。他说:“美国人在系统地阐述我们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即我们现在称之为的民主生活方式上,一直落后于形势的要求,但苏联人做得好很多,比如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主办的美术展览,吸引了成百上千的观众……”因此,他希望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的知识阶层,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自愿接受并宣传美国的民主思想。最后名单被确定为老舍和曹禺,一个是享誉海内外的家、中国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盟主,一个是中国现代戏剧界的翘楚。
老舍、费正清之缘
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与中国50年的不解之缘》里记载了他初闻老舍的情况。1925年夏天,他正在英国学习,某日,一位姓杨的太太邀请他在文艺界人士聚居的伦敦切尔西区吃饭,费正清在那里见到了杨太太和她十五岁的儿子。杨太太告诉费正清,她儿子正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跟一位叫C.C.Shu的讲师学习中文,而这位C.C.Shu不是别人,正是舒舍予,即后来以笔名闻世的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我们还可以从《老舍在伦敦的档案资料》(舒悦译注,索维校)中找到此事的证。1925年7月8日,东方学院秘书克莱格小姐在给老舍的信函中说:“您愿意教一个学生说点中文吗?他希望每星期上三节上午的课。如果您愿意的话,那么就从下星期五的10点开始。他已经有了一点中文底子,是从希利尔写的一本中文书上学到的。如果您能给我回个电话或写封回信,我将很高兴。”老舍于7月9日给克莱格小姐复信(英文),署名舒庆春,信中说:“刚刚收到您的来信,非常感谢您的好意。我很乐意在假期中帮助一名学生多学点中文。明天上午10点我去学校见见他。”
对于杨太太提到她儿子向C.C.Shu学习中文一事,或许当时的费正清并不在意,但十七年后,当他来到重庆,得知重庆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小说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作者注)的当家人叫舒舍予时,他想起了当年与杨太太母子餐叙时提起的那位C.C.Shu,他感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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