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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外国语学校的学生是这样学英语的 外语学校的奥秘其实就在每天清晨的半小时早课和晚饭后的 45 分钟晚课里——这是唯一比普通中学多出来的课 时。但每天多 75 分钟，一年便近 370 小时，6 年下来近 2500 小时，水滴石穿。科学家统计说，精通一门语言这样的技能 需 1 万个小时坚持不懈的练习， 2500 个小时的意义非同小可。偶得 1995 年，在成都，外国语学校还是个有点陌生的新鲜事物。记得小考后，老师说，外语学校向全市招生，有一轮单独考试，难度较大，可以试试，就报了名，笔试成绩还不错。面试那天，考场外的操场上排着很长的队，拉着警戒线，报考者甚众。妈妈很焦虑，来之前，她多方打听外语学校究竟如 何，却也得不出结论。 她希望我像她一样当医生， 在她眼里，英语与前程没有明朗的必然联系。外语学校始建两年，由一所落魄的公立中学转轨而来，远不如成都的老牌名中——石 室、树德那样有声望。 叫到我名字该入场时， 妈妈拉住我说：“等等，我再想想。 ”我说：“来都来了，考完再说。 ”挣脱手就进去了。成都的小学不像首都和沿海发达城市的小学， 当时已开始讲授英语。我从未受过系统性的训练，面试就考发音模仿能力，跟读几个音标、单词和短句。不久，录取通 知书到了， 我就像受到召唤似的， 心向往之。 妈妈还在犹豫， 我却主意已定。 当时，出国热已经出现。对西方文化的渴求从恢复高考起就猛烈地复苏过来，家中的白墙上曾贴满了小提琴大师梅纽 因、海菲兹等人的海报。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 家喻户晓，热度绝不逊于 90 年代初的《渴望》 ，刘欢那句“千万里，我追寻着你”，成天盘旋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上空。我最好的童 年小伙伴小学毕业后直接去了加拿大，她的父亲是铁道研究院的工程师，她不甘于现状的母亲申请了加拿大的宗教大学，打各种苦工，艰辛拿到了绿卡。 我于是开始了住校生涯。初离家，虽恋恋不舍，却有背上行囊、人在旅途的独立的兴奋。每周日黄昏，校园里那座一周 都休息的小喷泉终于喜气洋洋地喷水， 校园熙攘起来。 22 点， 晚自习结束，沿着操场边的梧桐林荫小道，把衣物和零食拎 上宿舍楼，塞进各自的小柜里。一周开始了：早晨 6 点半在 亢奋的进行曲中起床，薄雾中睡眼惺忪地早操、晨跑； 7 点 到 7 点半早课，英语和语文间天上， 7 点半到 8 点早餐，然 后与普通高中步调一致地上 6～7 堂课，直到 16 点半。晚饭 前有一个半小时的自由时间，其中周二是英语角；晚饭后， 19 点到 19 点 45 分是英语晚课，结束后，晚自习到 22 点； 晚上 23 点，统一熄灯。仅从时间上看，外语学校的奥秘其 实就在每天清晨的半小时早课和晚饭后的 45 分钟晚课里— —这是唯一比普通中学多出来的课时。但每天多 75 分钟， 一年便近 370 小时， 6 年下来近 2500 小时，水滴石穿。科学 家统计说，精通一门语言这样的技能需 1 万个小时坚持不懈 的练习， 2500 个小时的意义非同小可。 周三下午是父母能够探望的唯一时间，学校严格封闭，绝不允许随意探望，也禁止学生在任何时间离校。我们好像待在一个深山古堡里集训，日程表几乎完全排满，心无杂念，有点军事化管理的味道。每周五下午一跨出校门，一环路上车水马龙的世界扑面而来，一瞬间竟应接不暇。那段纯粹静心 的时光，总令人怀念。 后来听到评价说， 在大学里， 感觉“外国语学校出来的学生都像受过军校训练似的，是种独特的存 在”，这种气质大概就源于住校制度。这种纪律性在自由突然井喷的大学里让我们很受用。后来，名气逐渐如日中天的母校拿到了北大、清华越来越多的保送和推荐名额。副校长说，原因之一是，母校送到北大、清华的学生保研率连年百分之百。 我们那届一共只招了 120 个学生，分成三个班。 一到英语课，每班再分成 A 、B 两个小班，每班 20 人，小班授课。从教育越来越市场化的今天回望，那时的待遇太好，学费却仅是公 立学校统一的一年几百块。我们的运气很快就被市场重估教育资源价格的潮流冲刷得无影无踪——就在我们毕业的 2001 年，踏出校门不久， 母校便从公办民助正式转制为私立 中学，基础学费也涨到了现在的一年近 3 万元，华丽转身“贵 族学校”。 从一个角度看，市教委“高位”变卖了优质教育品牌，有损教育的公平性。但情况又远非这样悲观——私立学校不受户籍和划片政策的限制，连云、贵、川、藏等西南几省的生源 也能吸纳，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平。毕业 12 年后，当我也成为一位母亲， 开始为孩子的教育作打算时， 猛然发现，北京的学区房价格已向 10 万元 /平方米冲刺——看似公立的学校，却以持有学区房产的形式将教育资源私有化；共建生和条子生，则是权力寻租。 入门 第一堂英语课，林老师拎着录音机走进来。他高大帅气，全校很多女生都暗恋他。他用中文介绍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