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在解释学的原意观与多元论之间.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博弈：在解释学的原意观与多元论之间 摘要：从理解与阐释的历史性去观照当代“于丹现象”引发的有关传统经典的阐释论争，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质不过是中国经典解释史上的原意观与多元论之间博弈的延续与回应。中国经典的理解史和效果史告诉我们，对待文化经典必须尊重以原意观为中心的“我注六经”式的历史主义理解模式和阐释思想，而对待文学经典又必须沿用以多元论为中心的“六经注我”式的相对主义理解模式和阐释思想。不仅如此，崇圣尊经的文化传统及其具备的形上之维和终极价值已经注定了任何偏离经典本旨的任意解读最终只会因为冲淡了经典的权威性而导致对经典的解构与颠覆。 关键词：传统经典；原意观；多元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XX)02－0226－05 如同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物性一样，理解与阐释的历史性也同样构成了人类所有文化经典的基本存在方式。因此，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由央视打造的“于丹现象”及其引发的如潮争议，我们就不难明白这种“六经注我”式的解释方式其实在中国经典阐释史上并不鲜见。的确，在传统属于我们之前我们早已属于传统，今天各种有关经典的阐释之争都不过是传统的延续和回应，它们组成并且丰富了中国文化经典的解释史。实际上，从最早的汉代今古文学派之争到当代的“于丹解读”与“解‘毒’于丹”，本质上都不过是解释学的原意观和多元论之间的长期博弈，其论战的烽烟当然缘起于那种为我所用的主观阐释和“保卫作者”的客观阐释间的针锋相对。“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古文学派之争就是汉代两种阐释学之争。概要说来，今文经学倾向于政治性，讲阴阳灾变，讲微言大义，往往就原典借题发挥，建立了一种‘六经注我’的诠释模式。古文经学则倾向于历史主义，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力图申说经典的原始意义，建立了一种‘我注六经’的诠释模式。” 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把考察的目光转向西方，我们很容易发现，20世纪西方现代阐释学仍然是在沿着这样两条清晰的阐释模式和线索发展。“一是以赫施(E·D·Hirseh)为代表的哲学阐释学家认为，一个文本的意义‘只能是作者的意义’，并且‘总是取决于说话者的意图’。以此为前提，赫施进一步提出阐释‘应该强调对作者意图和态度进行重构’。……现代阐释学发展的第二条线索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主要代表。在这里，解释被认为一定是读者和作品各自视野交流融合的产物，意义不是先于阅读、读者理解的自在之物，而是在阅读过程中的生成物。”应该说，中西方这两种大同小异的解释思想和方法正如同火车的双轨，承载着人类一切文化经典向着本原性和丰富性的方向不断前进。 一般而言，在中国古代解释学史上，有关经典的理解与阐释的方法论争常常是由多元论的一方在实用目的驱使下首先发难的。汉代今文经学派的代表董仲舒完全将先秦经典纳入到自己的政治批判目的和阴阳灾异的阐释框架中，作为历史文本的《春秋》、政治文本的《尚书》、伦理文本的《礼记》、哲学文本的《易经》甚至作为文学文本的《诗经》都被解释为各种阴阳变数和灾异现象的记录与预兆。一方面“君权神授”论赋予了专制制度先天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天人感应”论又企图以上天的绝对力量来遏制君王的绝对权力。事实上，今文经学派不仅使用讖书和纬书这些神秘化的阐释文本来实现自己的现实需要，就连对文学文本《诗经》的理解也几乎都是运用单调的“美刺”阐释模式来达到政治教化的目的。 正是不满于今文经学这种随意的穿凿比附，古文经学派才义正严词地提出“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开始了“念述先圣之元意”的捍卫经典本来面目的斗争。针对今文学者制造的所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以大量谶纬之说衍生的洋洋洒洒的无稽之谈，古文学者鲜明地倡导“全经”即完整准确地理解与阐释经典的观念，祈向“字求其训，句索其旨”的语言训诂的解释。无论如何，与今文经学家相比较，古文学者“更注重探求元意，更注重语言解释，更有求真精神，更有严谨态度，因而其方法也更可靠”。同样，针对宋明理学那种脱离文本依据的借题发挥的阐释和微言大义的理解，清代朴学又高扬正本清源、考信实证的解释精神，坚决维护经典文本的原始本义，坚持所谓“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 看来，在中国古典解释学史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这两种理解方式、两种解释思想之间的博弈与较量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可喜的是，在传统文化的精髓断裂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新千年里，借助“第一媒体”电视无孔不入的魔力，由“于丹现象”引发的新一轮历史主义解释和相对主义解释的争论烽烟再起。无论这场回应历史的论争结果如何，从文化传承的宏观视域观照，它都值得我们隆重关注并以欣喜之情对此推波助澜。 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