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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6 发布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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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情、韵、情韵范畴之梳理
摘 要:情、韵、情韵范畴的产生、发展和衍变,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本质特征。从情到韵再到情韵,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学与哲学、伦理学、音乐学的紧密关系。这种紧密关系印证了中国人偏于整体思维的特点,也再一次印证了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事实。同时,通过情、韵、情韵的发展和衍变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的时代都具有不同的内涵,这也启示我们在中国古代文论的转型过程中,不应局限于对古代文论原始性地注解,而应该与我们的现代文论接轨,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蕴含现代内容,现代文学理论与古代文学理论融会贯通,从而更好地构建中国文学理论。
关键词:情 韵 情韵 范畴
一、“情”范畴之审美历史发展
“情”的字源学意义。《说文解字》徐灏笺注概括说:“发乎本心谓之情。”《淮南子·本经训》云:“天爱其情,地爱其平,人爱其情。”高诱注曰:“情,性也。”董仲舒提出:“人欲之谓情,”[1]许慎《说文解字》曰:“情,人之阴气,有欲者。”“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南北朝时期梁代学者贺玚提出“清波说”,以水波之喻阐明了情与性的关系:“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时是波;静时是性,动则是情。”[2]唐代韩愈指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宋代程颐、程颢说“湛然平静如镜者,水之性也;及遇砂石,或地势不平,便有湍急;或风行其上,便为波涛汹涌。”朱熹也有相类似的说法,认为“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静,情所以行乎水之动,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滥也。”[3]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而《荀子·乐论》也说:“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情最初是哲学、伦理学中的范畴,后来才被文学理论吸收接纳,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古代文学对“情”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相当高的地位。《国语·晋语》:“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乐记》:“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吕氏春秋·仲夏纪》:“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屈原“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淮南子》说:“雅、颂之声,皆发于词,本于情。”司马迁说:“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4]刘歆也说:“诗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东汉王符也说:“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5]蔡邕论书法,就主张“任情恣性,然后书之”。[6]嵇康也以情为乐之本性,指出音乐为“人心至愿,情欲之所中”。[7]晋代诗人、美学家陆机在《文赋》中说:“每自属文,尤见其情。”“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陈代徐陵《玉台新咏序》云:“九日登高,时有缘情之作。”杜甫《偶题》诗曰:“缘情慰漂荡,抱疾屡迁移。”白居易《与元九书》有“根情”论,钟嵘《诗品序》有“骋其情”。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至若丽曲感动,逸思奔发,则天机独得,有非师资所奖。每舞雩詠归,或金骨文会,曲水修契,南浦玱别,新声秀句,辄加于常时一等,才钟于情故也。”[8]再如吕温《联句诗序》:“畅达情性,其有易于诗乎?乃因翰墨之余,琴酒之暇,属物命篇,联珠迭唱,审韵谐律,同声相应,研情比象,造境皆会。”[9]皮日休《文籔序》:“文贵穷理,理贵原情。”[10]权德舆《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士君子以文会友,缘情放言,言必类而思无邪。”[11]这些说法,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情与文学的关系,情对文学的重要性。
虽然古人对情的地位和重要性有着高度的肯定,而且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抒情文学特别发达,但是任何事物都会物极必反,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一向特别理性的古人,绝对不会任情滥流。并且,中国古代文艺审美一直讲究“中和之美”,古人行文做事标举“中庸之道。”因此,在对情的大力肯定和提倡之下,必对情会有所限制,有所持刺。这种限制和持刺主要表现为“反情”、“制情”论和“性善情恶”论。
二、“韵”范畴之审美历史发展
“据考,经籍无韵字,诸子亦无韵字。韵(音员) 字的出现,大约是汉末的事。”[12]
东汉文学家蔡邕《琴赋》“繁弦既抑,雅韵乃扬”,也许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韵字。主要用于:一是音乐描述和评论;二是文字声韵之学;三是人物品评。在前两种用法中,韵字尚未与具体的音、声相分离,并没有“舍声言韵”。范温说:“舍声言韵,自晋人始。”实际上是就韵字的第三种用法即人物品评而言。刘勰《文心雕龙·声律》篇云:“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说:“异音相从谓之和,指句内双声叠韵及平仄之和调;同声相应谓之韵,指句末所用之韵。”可见,刘勰论韵,是从声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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