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宋学对宋代金石学发展的影响.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北宋时期的宋学对宋代金石学发展的影响 北宋时期产生的宋学是儒家学术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派别，北宋时期宋学兴起并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形成于北宋时期。北宋时期的宋学对金石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初期宋学促进了金石学萌芽的出现，欧阳修、刘敞二大家奠定宋代金石学的基础。荆公新学、关学、洛学、苏门蜀学等宋学主流学派提供了多元化的思想来源，陆佃、李公麟、黄伯思、吕大忠、吕大临、李清照、赵明诚等金石学家在宋学各学派的影响下创造出各具特色的金石学研究成果，为宋代金石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初期宋学开雏形 初期宋学的兴起并不与宋王朝的建立相同步，至太祖建宋八十余年后，宋朝自己的学术才渐次发展起来。宋代儒学复兴初具规模当从“宋初三先生”开始，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所谓新宋学，须到胡瑗、孙复才像样”。这一阶段的宋学，旨在打破佛老思想的主导局面，复兴疲敝已久的儒学。故其主要学术观点在于排斥佛老、弘扬古文、重振师道这几个方面，可以说韩昌黎、柳河东首倡的儒学复兴、古文运动，到这一时期真正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社会文化新思潮。 三先生之一的孙复性格刚健，其对佛老之大力批判开宋学之先。《儒辱》一文中说，“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绐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竞趋之。观其相与为群，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对儒、释、道三家并立的现实情况大为不满。身为泰山高足的石介与其师声气相通，《怪说》三篇亦是排佛老的代表作。其中说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观、佛寺徧满天下，可怪也” 。这里就体现出，排佛老不仅是其时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要求，更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在，这与宋代强敌环伺的周边形势有关。石介的《中国论》借助当时作为社会热点问题的周边民族矛盾来彰显作为民族文化的儒学，也是其学习《春秋》之“尊王攘夷”思想的体现。他在文中说：“闻乃有巨人日佛，自西来入我中国；有庞眉名日聃，自胡来入我中国。各以其人易中国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将老子也叙述成为外来之胡人，可见其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 在这一思想氛围下，其实发迹的金石学亦体现着这样的时代特征。宋代金石学的发端当从欧阳修与刘敞看起，正如赵明诚所说，“盖收藏古物，实始于原父，而集录前代遗文，亦自文忠公发之。后来学者稍稍知搜抉奇古，皆二公之力也”。欧阳修与石介交往匪浅。仁宗天圣八年（1030），二人于同年中进士。其后欧、石二人亦有书信往来，甚至石介的墓志铭也是欧阳修所写。欧阳修的金石学研究实践充分体现了初期宋学的风气：为了树立儒家道统，排斥佛老，其在金石学研究领域选择的研究方式是通过整理与保存古器物来建构自己的历史论述体系。所以，尽管采取的途径不同，但是如韩、柳及三先生一样，欧阳修的研究目的之一亦是树立一个儒家的道统。自两漢以来，儒学的侧重点有所变化，但是作为核心的道德心性论一直被保留下来。所以晚唐以来，儒学被再次期望作为一种可以挽救世道、匡正人心的学说而被重新发扬。韩愈们急欲创立一种道统，欲对“变异”的儒学进行“纯化”。儒者要通过“道统”的建立，来给自己树立一种话语权，建立“道统”的同时，其实就是对自我解读儒家经典、发扬儒家思想的权威的一种树立。 一种为弘扬自身思想而树立的道统，必会产生对以往经典和历史的怀疑。而欧阳修的金石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这一怀疑思潮。欧阳修的主要金石学成就体现在其《集古录》一书中，《宋史》载其“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集古录》中有许多辨证古史的例子，在研究古代碑刻的时候，他认为，“碑石当时所刻，不应妄，但史失其事尔。”，“二碑当时故吏所作，必不误，盖史之缪也。”。通过研究碑刻，欧阳修对许多正史中所载的史事做了精密的考据，例如“隋郎茂碑”中所记录的郎茂去世之处与《隋书》不同，欧阳修谓之，“《隋书》列传言“茂卒于京师”，此碑云“从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缪，当以碑为正。”又，“唐孔颖达碑”上记载孔颖达的字为“冲远”，《唐书》本传云其字“仲达”，欧阳修编撰《新唐书》时尚未见到此碑文，所以依袭前人谓孔颖达字 “仲达”，直至见到古碑刻，方校订出史实流传之误，“右《孔颖达碑》，于志宁撰。其文摩灭，然尚可读。今以其可见者质于《唐书》列传，传所阙者，不载颖达卒时年寿，其与魏郑公奉敕共修《隋书》亦不着。又其字不同，传云字仲达，碑云字冲远。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缪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此段文字不仅展现了欧阳修的考据功夫，同时还表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