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中国文化阐释的前沿.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训诂：中国文化阐释的前沿 张世禄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现代语言学家。他的毕生精力倾注于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科学化与现代化。无论在音韵学、文字学，还是词汇学、语法学，乃至理论语言学，张先生都有卓越的建树。近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集先生一生学术之精华。其中有关训诂学的论述，发自一位近代引进西方语言学的巨匠之口，令人研味再三，感受到这一古老学科的新的生命力。 训诂本体论：解释学，而非语义学 本世纪初，在西方学术思潮的冲击下，具有现代语言学眼光的一代学者，开始重新审度传统语言学在现代语言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对于训诂学，人们将它与音韵之学、形体之学相区别，看作是字义学，与西方语言学的语义学相认同。张世禄认为这种简单的比附忽视了训诂学在中土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独特的语言文字和社会历史条件。训诂学的发生，主要原因在于处理中国文辞当中同字异义和同义异字现象及这种现象所造成的种种困难。这些现象之所以存在，又因为中国语词的音读形式单纯，同音词语众多；文字不采用拼音形式，往往借字表音，而各字的音读又时有变化；同时字义本身也可以转移，意象上相类或相通的字体常可互用。由此致使古书中有些辞句所用字体相同而意义各异，或所用字体各异而意义相同，读书识字遇到困难。张世禄明确指出，中国训诂学的性质，与其说它是字义学，不如说它是解释学。中国训诂学并非纯粹的字义理论，而是大部分偏于实用的研究，是读书识字或辨认词语的一种工具之学。它与语义学是异质的。 “实用的”“工具之学”，鲜明地概括出中国训诂学的本体论特征。西方的语义学，或是研究话语(符号)的本源，根据是否真实、在逻辑上是否一致去研究话语(符号)能否成立，成为哲学的语义学，或是根据话语行文和说话人的物质环境以及智力环境间的关系去研究语言的意义，成为语言的语义学，都不具备“解释”的性质。而“训诂”本身就有通释古今各地语言、规定各字的意义，释明各字内容的意思。它是一种工具之学，目的在实用；而所谓理论的部分，也只是解释字义的方法论。 “解释学”不仅是对训访学本体论的界定，而且还使这门古老的学科具有了当代人文科学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当代解释学认为，意义体现人与世界的种种复杂的关系。对于各种各样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一劳永逸地完成的任务，而是人类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活动的主要方面。张世禄先生把训诂学界定为解释学而非语义学，不仅肯定了训诂作为一种狭义的文本解释的方法论，而且肯定了训诂学以意义的研究为核心，对我国古代经学、哲学、史学、文学、文学批评、艺术等人文科学研究和社会历史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肯定了训诂学作为我国古代人文科学一般方法论的重要地位。这种对于训诂学的解释学价值的认定，将使我国对训诂和训诂学传统的研究打开一个新的视界。 文法：训诂的一个基本观念 我国传统的字义训释，注重文字学和音韵学的训练。这种素质，在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的一代学者看来，是非常不够的。胡适等人曾指出：前人说经，都不注意古文语法，单就字面作诂训，所以处处强为之说，而不能满人意。即使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经传释词》，指出了许多前人误认的字是“词”(虚字)，但仍不能明了那些做古文字的脉络条理的“词”在文法上的意义和作用，而只能用“词”“语词”“助词”“语己词”一类笼统的名词。张世禄先生进一步指出：在前代训诂学家的训释中，事实上蕴含着文法观念。例如王念孙《读书杂志》把“力争则力政，力政则无让”中的“政”解释为“征伐”之“征”，除了文字音韵上及古义的证明外，必定由于“力政”和“力争”之对比，认定“政”为动词，而非名词。王引之《经义述闻》把“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中的“易”释为“延易”，除了音韵训诂的根据以外，也是将“恶之易”与“火之燎于原”对比，断定了“易”非形容词或副词，而是动词。由此可知训诂家必须具有文法观念，才能把许多有疑义的字句解释得怡然涣然，才能把前人许多增字为释的弊病和难通的解释扫除廓清。清代训诂学家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他们的文法观念。 把文法作为训诂的一种基本观念，是张世禄训诂学思想的一个特色。字义的训释除了文字、音韵上的个体静态依据外，更有文字应用中的群体动态联系，后者更为根本。张世禄认为，解释实际文辞中的字义固然须先有文字学、音韵学的训练，但我们尤须知道文字的应用必定是各字的互相连结以组成辞句，才能显示意义。积字而为句，积句而成篇章；各字的应用，不能离开辞句而独立地显示意义。因而字义的解释必须在全篇全章和全句的总意义以及上下文的关系上都通得过去，才可称为精确妥当。否则便有望文生义和穿凿附会的弊病。例如《论语》“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只有见到了“子路有闻”，才知道“惟恐有闻”的“有”不是有无的有，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