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相互适应.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民国“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相互适应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912年）以来，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相对于科举制度，在“入学考试的内容、类型都获得了新的发展”，民国时期的高校是公私立并存的，大学招生入学考试一般由各高校自行组织。1933年，教育部为了纠正“文理科不平衡”的情况，专门出台了计划招生的有关规定，高校入学招生考试曾出现短暂的“统一”局面。但是这种短暂的统一，很快就因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中断，统一招生考试实际只实行了三年，在1941年终止。总体上说，民国时期的大学招生入学考试，以高校单独组织考试为主。 因为学科名称所包含的内容不同、实际教育重心也不同等因素，民国时期语文学科先后使用过“国文一国语一国语（小学）国文（中学）一语文”等名称。围绕当时教育界、学术界关于“读经讲经”“文言”“白话”等问题的论争不断变化，教学内容也不断变化。此时，对应我们现在学制中“高中”学段的中学语文学科大多以“国文”命名，实际教学却包含了“国语”和“国文”的内容。在本文的论述中，将统一采用“语文”这一名称，同时，在下文中，把民国时期大学招生入学语文科考试统称为“语文高考”。 这一时期，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间总体上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但是客观上也存在着一些相互影响的地方，这种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文高考”间接影响了中学语文教育的目标定位；二是考试内容与语文课程内容之间在客观上存在“不约而同”、相互呼应的地方。 一、语文高考影响中学语文教育的目标定位 在延绵一千余年的科举文化影响下，中国人“不中科举非好汉”的文化情结十分浓郁，受此影响，民国教育中，也有一部分人将升入大学视为基础教育、高中学习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民国时期的中学在教育目标定位方面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大学招生入学考试的影响。 1919年《教育杂志》第11卷3号登载的《教育部关于规范各省区专门学校、大学校、中学校招生议程》指出：“中学校为人才教育之基始，应与专门学校相互衔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民国时期是一所很有名望的中学，1922年，该校进行学制改革，采用“三三制”，制定“学则”四十条，其中第五条就规定该校教育目标为“预备升学”。由此可见，民国的中学并没有刻意避讳“升学”这个教育目标。蒋介石在败退台湾之后，反思民国时期的教育，他认为民国教育“总体上是失败的”。谈到民国教育失败的原因，他首先就归因于“升学主义”的盛行，教育内容完全为升学服务，而没能够“教那些不能升入中学和大学的中小学生，到社会中怎样生活”，这是中小学的根本缺点。大学教学中的“科学课本”和授课，“脱离社会实际生活”，中小学应试教育的特点比较突出。蒋介石对民国教育的评价固然有失偏颇，但是，通过他对当时教育“重升学、轻生活”的评价，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当时的“升学主义”对中学教育目标的影响。 中国经学史著名专家、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周予同在《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中提到：“按原理说，中学校是普通教育，是大学或专门教育的预备，不是狭义的职业学校也不是大学的文科，中学生在学问（这里主要针对语文学科）上，是预备升学的。”同时他反对将中学国文教育和大学国文专业的学习“混为一谈”：“少数国文教师，依他个人的嗜好讲授（国文课），自己喜欢格调文的，就拿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再选些《史记》《左传》当教材。自己研究藻饰文的，就拿了一部《文选》来敷衍。……在没有得到文学与学术的普通观念之前，就教以专门的研究，这不是中学生所应该的。”他的批评建立在认可“中学教育是大学或专门教育的预备”的基础上。周予同还依据“为大学或专门教育”的目标，进行了国文课程“内容选择与时间分配”的设计研究。透过他对少数中学国文教师直接把大学的专门研究作为中学国文教学内容的批评，我们也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国文教育中，的确也存在着以升入大学为目标、把中学国文教育当作大学国文专业学习的“预备阶段”来教学的现象。 二、高考内容与中学语文课程的“不谋而合” 民国时期的语文高考，并没有依据中学的“课程纲要”或者“课程标准”来选择内容、命制试题，但有些时候，命题者也会适当参照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而民国时期的中学语文课程，并不刻意追求“升学”。但一些课程标准是由大学教授主持或参与草拟的，他们会自觉地从大学教育的需求考虑中学语文教学对学生能力的要求。这样的课程，在教学内容选择上，受大学教学内容的影响比较大，因此，也会带有比较明显的“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的特色。 由于民国时期统一课程标准的时间并不算长，国家也没有统一教材的规定和要求，大学招生入学考试也主要是单独招考的形式，因此，本文认为民国时期语文高考内容与中学语文课程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