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在求其通，解经须性灵——一代通儒焦循的经学思想.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道在求其通，解经须性灵——一代通儒焦循的经学思想 ［摘要］文章从“考据不是经学”、“实测与贯通”、“惟经学可以言性灵”三个层面，探讨了乾嘉学者焦循的经学思想。文章指出：焦循对当时“考据”学风的批评，体现了当时经学信仰与学术客体之间的某种紧张。焦循提倡实测与贯通，则开创了一种注重过程研究的经学研究方法。焦循强调无性灵不可言经学，走上了经学与子学的整合之路，为乾嘉以后经学研究转向多元化提供了新的经学诠释理论。 ［关键词］焦循;经学;考据;实测;性灵 ［中图分类号］B249.8［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8—1763(２００７)０2—0040—09 乾嘉学林，硕儒辈出，学者推重汉唐经学的训诂方法并对之加以条理发明，将它用于经籍文献的整理和文字学、音韵学的研究之中，由此而形成了所谓的考据之学。但学术界也由此产生了一种误解，似乎清代经学即表现为考据学，或者经学的正宗就应该是考据学。这时有一位学者站出来，大声疾呼，指出“考据不是经学”，经学研究应该“实证与贯通”相结合，而“自得其性灵”，他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正是对其治学主张的实践，他的学术主张与学术成果颇为当时学人所认同，因而被赞许为“一代通儒”，他就是生活在乾嘉之际的扬州学者焦循。 焦循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里堂老人，江苏甘泉（今扬州邗江黄珏）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卒于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焦循生长在一个“三世传《易》”的书香门第之中，曾祖父焦源，祖父焦镜，父亲焦葱，“皆有隐德，传易学”。焦循自幼聪颖，少年时便熟读儒家经典和先秦诸子百家之书。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应乡试不第。此后他虽然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因不投考官所好而屡落孙山。直到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秋，即他三十九岁那年才考中举人。次年，即嘉庆七年，进京参加会试受挫，从此绝意仕进，归卧扬州北湖，筑室名曰“雕菰楼”，深居简出，励节读书，潜心于学术研究。焦循治学严谨，识见精卓，“于学无所不通”，在经学、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均有深入的研究和重要建树，以“江南名士”名扬大江南北。焦循的主要经学著作有：《雕菰楼易学》、《周易补疏》、《尚书补疏》、《毛诗补疏》、《礼记补疏》、《论语补疏》、《春秋左氏补疏》、《孟子正义》、《雕菰集》等。 一、考据不是经学 考据，又称考证、考订、考核等，它原来是指一种整理历史文献的技业或方法,包括广泛搜集资料、鉴别真伪、分类归纳、究明正诂等工作。清代乾隆时期的经学研究，由于主要是考证由汉代流传下来的经典注疏，因而又被称为“汉学”。到了乾嘉之际，考据之学已蔚然成风，成为学术界的主要思潮，主导了当时学术研究的方向，学者甚至将它视为经学体系的一种表现方式或一种评价经学价值的尺度，梁启超对此曾有一个生动的概括：“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汉学如日中天”。但是这样一种纯粹的学术考据方法的倡导和流行，并没有给经学带来新的发展和增长点，反而使经学研究走进了考据学的狭路，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钻牛角尖”的地步。当时一些崇尚宋学的学者如姚鼐、方东树就讥讽考据是一种“残碎”的学问，是为了“骛名而已”。同时，在汉学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对“考据”方法的自我检讨，如当时仍然健在的考据大师段玉裁便自悔所学说：“喜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八《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学恭跋》.这种对考据学风的反省，促使学者重新认识“考据”之学并为之重新定位。如袁枚认为考据属形而下之学，按照“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古训，经传古文是“道”，而考据是“器”。如果以学术价值来衡量，经传古文是“作”，考据则是“述”。因此，考据的价值低于经传古文。即如他所说“六经三传，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郑笺孔疏，考据之祖也，皆述者也”。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三0《与程蕺园书》.与袁枚相反，孙星衍则认为著作与考据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古人的著作，也就是古人的考据。而今人所作考据已经超胜古人。诚如他所说：“古人著作，即其考据，奈何阁下欲分而二之？考据之学，今人必当胜古，而反以为列代考据如林，不必从而附益之，非通论矣。”孙星衍：《问字堂集》卷四《答袁简斋前辈书》.对于袁枚的这些论述，孙星衍复信予以驳斥：“来书惜侍以惊采绝艳之才为考据之学.因言形上谓之道，著作是也；形下谓之器，考据是也.侍推阁下之意，盖以抄摭故实为考据，抒写性灵为著作耳.然非经之所谓道与器也.道者，谓阴阳柔刚仁义之道.器者，谓卦爻彖象载道之文.是著作亦器也.……侍因器以求道，由下而上达之学，阁下奈何分道器为二也？来书又以圣作为考据，明述为著作，侍亦未以为然.古人重考据甚于重著作，又不分为二.……古人著作，即其考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