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读互助团：,一场追求“新生活”的社会实验.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北京工读互助团：,一场追求“新生活”的社会实验 苏峰 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欧文在英国买下一个村庄，实验他心中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富足的社会主义。后来，他又远赴美国，创办了“新和谐公社”。大约100年后，北京工读互助团也投入追求“新生活”的社会实验，并带动其他一些地方试行工读互助主义，为中国近现代史留下了值得深思的一笔。 开启改造社会的“新生活” 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最早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以极其残酷、尖锐的形式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固有矛盾。五四运动则让更多志士仁人看清了西方列强的虚伪、蛮横及其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真面目。他们对曾经向往的资本主义感到失望，开始把目光投向苏俄十月革命，形成了一股谈论社会主义的热潮。 工读互助主义便来自这股社会主义思潮。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很模糊，没有多少人能分清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各种改良主义。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王光祈也是如此。 王光祈1914年进入中国大学攻读法律;1918年毕业后，任成都《群报》《川报》驻京记者;同年夏，与李大钊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学会成立后，任执行部主任。五四运动前后，他广泛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成为外来新思想的积极鼓吹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家。 王光祈曾写道，一战结束后，中国青年“对于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的要求一个‘新生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9年4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系统介绍新村主义，描述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既读书又劳动的田园诗般的“新生活”，迅速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 这年夏天，受到启发的王光祈在《少年中国》杂志提出在乡间搞“菜园新生活”的设想，希望“创造一种新生活的组织”。不过，这种桃花源式的幻想尚未付诸实施就化为泡影。随后，他又筹划将其移植到城市。12月4日，他在《晨报》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提出在城市中成立工读互助团。这显然比“新村”更加切实可行。 王光祈提出的工读互助团，实际上糅合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倡导旅法勤工俭学的工读主义和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社会思潮，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从根本上说，它是欧洲空想社会主义与东方桃花源式理想的结合，迎合了当时的社会主义热潮，打动了许多向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理想社会的青年。 王光祈四处奔走游说，很快得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戴季陶、顾孟余等文化名人的支持，还得到一些国会议员甚至官僚政客的资助，不到半月就募集到1300元经费，其中张澜、蒋介石、张静江等都曾捐款。很多青年，包括恽代英、毛泽东、赵世炎、何孟雄等，都密切关注甚至亲身参与工读互助团，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产生很大影响。 在大力倡导工读的名人中，北大校长蔡元培、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出力最多，一批青年男女积极响应。《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发表的当月月底，工读互助团便在北京正式成立，参加者达数十人。大家立志要终身做工、终身读书、改造社会、建设“新生活”，并表示要脱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和学校关系。 1920年1月，王光祈在《少年中国》杂志发表题为《工读互助团》的著名文章，提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他将“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称作“平和的经济革命”，由此正式开启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社会实验。 新文化斗士慕名而来 在这群追求“新生活”的青年中，有一位特地从浙江赶来，他就是因发表《非孝》一文而引起“一师风潮”的施存统。施存统是浙江金华人，1917年，19岁的施存统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是浙江教育界领袖，受北大校长蔡元培影响，聘用进步教师，进行学生自治、职员专任、改授白话文等教育改革，一师因此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受此影响，施存统推崇《新青年》，认定“凡是《新青年》所说的话，总是不错的了”，热衷“真自由、真平等”的无政府主义，向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 1919年施存统写了《非孝》一文，并于11月7日发表在《浙江新潮》第2期上。文章認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和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这篇文章充满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精神，触动了千百年来“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浙江新潮》是浙江省几所学校学生共同编辑出版的进步刊物。 在当局眼里，《非孝》是大逆不道的歪理邪说。刊载《非孝》的《浙江新潮》第2期出版后，浙江省公署很快发出训令，责成省教育厅查办。随后，省政府下令查封《浙江新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