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歌书写“长征精神”的新向度.docxVIP

中国当代诗歌书写“长征精神”的新向度 “长征”作为历史事件已非常清晰且完整地存在于中国现代历史长卷之中，事件的本真面目、性质、意义阐释等，已随着革命史“元叙述”的完成而形成定论。但因“长征”这一事件所产生的震惊中外的强大影响，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事件，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甚至人类史上撼人心魄的“传奇”与“神话”。对于这一“传奇”与“神话”，自“长征”作为历史事件结束之后，各方就开始对其进行整理与书写，而文学作为常见的书写方式之一，成为众多“长征”书写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检视“长征”文学书写史（2），我们会发现有两种比较明显的书写模式，可以归纳为“复原式大历史书写”和“人文性小历史书写”。“复原式大历史书写”，指的是对“长征”历史事件作全景式总体性的宏观书写，并把长征书写放到革命历史主流叙事之中，揭示其本质、阐释其意义;革命史的叙事结构决定了该类长征书写的文本结构，文学叙事与革命史叙事同构。“人文性小历史书写”，指的是对“长征”细部进行探视与深入，从历史细节中展现“长征”的真实性与复杂性，在革命之外，呈现“长征”人文性的一面。 无论是“复原式大历史书写”，还是“人文性小历史书写”，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一种史诗性的书写欲望，追求一种史的长度和诗的广度。所以关于书写“长征”的文学作品，无论何种文体，都纷纷把史诗作为其创作的最终目标。各种书写“长征”的文学作品，第一印象就是充满了“史诗感”，重大的题材，宏富的结构，典雅的语言，悲壮的情感，成了这类作品的显著特色。 追求“ 长征” 文学书写的史诗性是必然的，有其合理性。索尔兹伯里就认为“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是人类伟大史诗。”（3）“长征”文学书写的史诗性追求与合理性，并不能成为书写“长征”文学作品具有史诗性的必然结果，可能，但不一定必然。这需要看书写者对长征的把握程度与写作能力，不是每一个人的“长征”书写都能成为史诗性的文学作品。相反有些书写“长征”的文学作品难以卒读，空有“史”的长度与可信度，却与“诗”的广度与深度缺少关系，“写实有余想象不足”。由于文体上的差异，小说在书写重大历史题材方面，往往具有比其他文体的优势。因此，书写“长征”的小说，在总体上看，较为接近“史诗”这一写作目标，尤其是展示“史”的一面做得比较充分。而书写“长征”的诗歌，大多数既不能达到“史”的要求，也实现不了“诗”的审美。有学者指出包括书写“长征”在内的政治抒情诗存在的问题，“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内涵，缺乏新鲜的价值判断和新鲜的审美发现，更缺乏广阔的诗意空间。未能超越类型化的认知层面和浮泛的抒情方式，甚至以大量非诗化的语言，进行政治概念的罗列，或是表象的事迹陈叙，或是空洞的呐喊，或是直白的议论，让人感到陈旧而乏味。”（4） 龚学敏的长诗《长征》却是用诗歌书写“长征”的优秀作品，达到了“长征”书写的“史诗性”要求，既有“史”的骨架，又有“诗”的灵魂与美感，他在浓墨重彩地为我们重新描绘“长征”历史画卷之外，还以大量的隐喻和象征开拓了诗意空间，引领我们回味“长征”“神话”和谛听“长征”这一千古绝唱，“让我们从更高的哲学层面上去理解长征的意义。”（5） 龚学敏的长诗《长征》，创作于1995年，20XX年单行本初版，修订本则在20XX年出版。整首诗有2500行，分为二十三章，每一章是对“长征”全程一个个具体地点及其事件的书写。在各章后都附有注释，对该章相关史实进行说明，以便读者能经验性地进入诗歌。因有这样较为详细的史实注释，以及各章诗行中或隐或现的历史人物与事件，非常清晰地勾勒出了“长征”的历史图谱，具有了“史诗”之“史”的特质。更为主要的是这首长诗对书写“史诗”之“诗”的贡献。如果说“史诗”之“史”是为了获得广泛的“公共性”目的的话，那么“史诗”之“诗”就是为了表达诗人的审美追求与形上之思。《长征》这首长诗，在后一方面所取得的效果最让人眼前一亮。下面以《长征》第二章为例，加以具体解读。 《长征》第二章共十一节。第一节写苏区各部队集结于都准备开始长征，诗人主要笔力是形象地书写集结状态，“用月光擦拭每一支铜号”，一开始就诗意地写出夜晚集结的形态，用深含中国传统美学意味的“月光”一词暗指长征将使中国革命真正走上自己的正确的道路。“让所有颜色的长鬃整齐坠落/让方言的嘶鸣/成为一棵故乡树，高高地长在/于都河边，所有的枪、矛和大刀，以及/所有握过它们的手，像一切河流一样/汇聚在了一起。”（6）“长鬃整齐坠落”，既是写实，马只有奔跑的时候鬃毛才会飞扬起来，集结完成，从各地奔跑到于都的战马的鬃毛自然会垂下;又是写虚，用马鬃整齐坠落，形容红军的训练有素，行动迅速整齐;坠落又暗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整齐”与“坠落”这两个审美相反的意象组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