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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语学习的启蒙之路 对我们这一代很多人的教育历程来说，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是决定性的事件。那时，我刚进入山东泗水一中高中，朦胧地意识到以后不仅要“做个好人，还得有好成绩”，分数高低可能决定人生走什么样的路，这也是许多同学们此前不太思考的问题。 学校开始按文理科分班，以应对不同科目的高考，我被分到文科班。通常被认为数理化成绩不突出，但整体成绩还说得过去的学生到这个班，这样的看法使班上的同学承受着压力：一方面很羡慕理科班的学生，觉得自己比他们差了；另一方面为自己的未来焦虑，因为高考文科生录取人数少，难考。 那年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竞争压力，对未来懵懵懂懂、忧虑而又不知所措。 进入外语班 1978年夏天的高考使忧虑变得清晰实在了：必须得做点什么，确定方向，离参加高考的时间只有一年了。 暑假过后回到学校，英语老师陈云珠来找，建议我进外语班，考外语科，说是此前几年里已经有人考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学外语机会多些。陈老师是上海人，操一口清脆的普通话，与当地人讲话的口音和表达方式都很不一样，富有感染力。 figure figcaption 上图：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在苏丹宣讲中国治国理政。 /figcaption /figure 于是，我进入了外语班。那时，班级里有十来位同学，而这个班在学校众人眼中就只是一群很乖的学生。有一天，一位其他科的老师带着戏讽的口气说：“连普通话都不会说，还学外语！”后来听说，学校的领导也不看好外语班，但拗不过陈老师的坚持。 但外语班的同学很认真，起码很团结，紧紧地跟随着陈老师和他的先生曹老师学习英语。那个班上的同学后来大部分考上了大学或中专，升学率应该是远高于全校。 40年后，当时学英语的经历中有几件事让我至今难忘： 首先是开口说英语的艰难。那时教学内容直接源于实际日常生活。开始时，陈老师让我们大声朗读，帮助克服了开口难的障碍，对学外语这十分重要。设想，在一个鲁西南方言的环境中，敢于说几句英语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当时那里连说普通话都被认为是另类，何况外语呢！ 之后每课的单词、句型和课文，都是非常贴近我们那个时代社会现实和生活现实的内容。譬如课文的第一课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随后，还有翻译成英文的口号如“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We criticize Lin Biao and Confucius” “We serve the People heart and soul” “A foreign language is a useful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等，这些口号是那时的学生非常熟悉的内容，用英语说出来很亲切。 blockquote 40年后，当时学英语的经历中有几件事让我至今难忘：首先是开口说英语的艰难。其次教材和师资的短缺。 /blockquote 其次教材和师资的短缺。那时没有官方的大纲，没有官方的教材，没有音像资料，当然也没有权威的教法，只有我们的陈老师和曹老师夫妇二人。在山东省那时还没有自己的英语教材的情况下，陈老师自己想办法给我们弄来了北京市的英语教材和宣武区、海淀区的高考辅导材料，就是我们主要的教材。有时，他们俩还要动手刻印一些辅导题分给大家做。因为就那一本教材来自北京，而且学习进度快的时候，下一册还来不到，陈老师就带着大家温习已处理过的教材，这样，多数课文都能背诵出来。 有些至今记得住，比如“The Cock crows at midnight”，是高玉宝的《半夜鸡叫》片段，中文的内容很清楚，讲述高玉宝智斗地主的故事，阐述的是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反抗的阶级斗争道理。那时年纪轻，只觉得故事熟悉，即便有不懂的英文单词，也能连猜带蒙地弄得通，通了就很有信心，还觉得英文表达方式很新奇，尤其是周扒皮的那段话“get up and go to work， you lazybones！”同学之间也会常常开玩笑地说“you， lazy-bones！”玩笑再开大点的会说“stop thief”，或者“I will teach you a lesson！”。这些都是课文里的句子，学以致用了或活学活用了。这对学习外语很有帮助。 figure figcaption 漫画/崔泓 /figcaption /figure 另外一篇课文是关于美国人Nathen Hale的。开始时我们并不关注他是何许人，但课文中的一段话，是他就义前说的“I regret that I have but only one life to lose for 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