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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抒情与写实之间 陈进武 马华作家朵拉是著名作家，也是画家，而她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小说和水墨画。事实上，朵拉是以散文踏入文坛的，但她在短篇小说、微型小说、诗歌等文体上都有不凡表现。从小说集《问情》（1983）到散文集《浅深聚散且听香》（20XX），朵拉已出版了 52本个人作品集。在 30多年文学创作生涯中，她用充满写意的文字探索着文学的多样可能性，不间断地开掘精神的深度并描绘生命的色彩。多元的文化视角、闲适的抒情笔调、充沛的情感表达、浓郁的现实指向、强烈的历史意识等，都是朵拉的文学创作的显著特点。不论是文学创作的量与质，还是读者接受度和影响力，朵拉毫无疑问都在华文文学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虽然朵拉文学创作的类型多样且内容丰富，但其又在人物和故事、主题和情感、语言和风格等方面有着内在的统一性。若就散文《中华文化的心》、小说《他回来了》和组诗《时光的翅膀》而言，我们能够很直观看到朵拉的文学创作在发扬抒情传统与强化写实效果之间所形成的叙事张力。作为“故事”主人公的“他们”，如英校生 L女士、“我”（朵拉）、拿督庄耿康、印尼华社領袖和大富商 F先生、苏文华、刘志明、黄忠义、蔡秀梅等，这些名字都深深烙上了华人华裔的身份印记。他们有的是“我”的父辈、有的则为同辈，或是晚辈，也有学生、还有朋友，不同年龄段和面孔的人共同组成并揭示了海外华人的生命回响和生存境遇。 读《中华文化的心》，我们会发现朵拉不疾不徐地将 L女士和 F先生的故事向读者娓娓道来。马来西亚的家庭主妇 L是连自己中文名字也写不好的英校生，但因一次偶然观看中国画展后醉心于水墨画，从此 20多年都心心念念、不改初心。生活在印尼 32年“没有中文，不许讲华语”的 F先生却收藏了大量的景德镇陶瓷，用的是中国进口的茶桌和茶具，喜欢喝西湖龙井。在他看来，“印尼华人虽然用印尼名字，说印尼话，讲中文有怪怪的腔调，但他们叫自己中国人。”可以说，这篇散文的叙事焦点表面是异质文化的对垒和冲突，但实则是用先抑后扬的手法凸显了“中华文化的心”的内在认同和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证。 熟悉朵拉的人都知道，她的小说很少从正面写大时代和大事件，而善于从日常生活中的小处和细节着眼。《他回来了》聚焦的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马共“上山”和八九十年代马共从泰返马事件。不过，朵拉也仅用寥寥几笔便交待清楚了马共事件的前因后果。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替叙述中，苏文华、刘志明、黄忠义等三人的恩怨情仇徐徐铺展开来。他们是同在槟城岛上念中学的同班同学，因受华文老师影响，都喜欢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此，他们效仿《三国演义》的“桃园三结义”而生死结拜，并约定“一毕业就一起上山。”但事与愿违的是，苏文华因踩单车被汽车撞倒从此变成了长短脚，刘志明也因母亲心脏病和血压高住院而无法同行。黄忠义则毅然决定自己先行上山，并叮嘱过后叫交通员给兄弟们送信。不料，交通员老王投敌叛党，军警攻占营地，大家匆忙分散逃走。但黄忠义却认定是在山下的刘志明背叛了组织，从此埋下了仇恨。20多年间，三人再也无法解开心结，挣脱不了束缚彼此的网。其实，《他回来了》并不仅仅只是借用了“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架构，而是通过刘志明数十年如一日照料黄忠义的母亲和儿子来深度揭示了其意蕴内涵和价值意义。显然，小说仅用五千字的篇幅恰到好处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孝节义的积极一面。 正如朵拉在散文中所写的：“炎黄子孙无论人在何处，中华文化的血脉自然就流淌在每一个华人血液里的生命基因。”无疑，短篇小说《他回来了》和散文《中华文化的心》都是写作为“生命基因”的中华文化认同的主题。可以肯定，两部作品通过个体感知方式叙述海外华人的精神文化心理，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实感。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朵拉的深厚的写实功力。不过，朵拉文学创作的现实力量离不开其内在的情感根基。一方面，朵拉文学创作最核心的还是写情。《中华文化的心》写了朋友之情、亲子之情、同胞之情，而《他回来了》则写了兄弟之情、男女之情等。在《中华文化的心》中，朵拉既描写个体之间的感情，又描摹了细微的情绪起伏。尽管《他回来了》写得云淡风轻，但刘志明的坚忍、黄忠义的愤恨、苏文华的无奈，形象地揭示了复杂的人情世态。另一方面，朵拉的文字有较为浓重的抒情色彩，并文体上表现出较为浓郁的诗化特征。当 L女士一再请求跟随学中国画时，朵拉有从“客气”待之到“心软”再到决定收徒的转变。其中，她们对中国水墨画的喜爱，尤其是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共通情感，可谓真切自然，用心用情，无不触动读者的心底柔软之处。 王德威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中谈到：“在革命、启蒙之外，‘抒情代表中国文学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主体建构——的又一面向。”诚然，抒情不仅仅是中国文学的特殊表达方式，而且更是中国文学的审美神韵和文化底蕴。但自上世纪 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