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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写作的意义及其限度 近年来，不少优秀的作家在书写家乡的时候，都喜欢用方言进行写作。在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金宇澄用上海方言写作的《繁花》就受到了不少读者的追捧。除此之外，莫言、余华、池莉、方方等人，也经常借鉴和使用方言资源。可以说，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上就开始涌现出一批极具特色的方言小说，方言写作成为文坛一时之热。 所谓方言写作，是指在写作中较多的使用了地方方言，即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从词汇、语法、语气、语感等各个方面大量吸纳汉语方言话语资源，从而创造出一些具有独特方言特色的文学作品”。①一般来说，方言写作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狭义的方言写作，即纯粹运用方言进行写作，运用方言进行思维，并且整个的叙事结构中都贯穿着方言的思维。例如清末小说《海上花列传》，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清末中国上海十里洋场中的妓院生活，涉及当时的官场、商界及与之相链接的社会层面。《海上花列传》是最著名的吴语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第二类是广义的方言写作，这类方言写作就是在使用共同语写作的过程中，适当的使用方言俗语，方言经过书面语的加工，能够不失方言的味道。湖南学者董正宇先生将纯粹的方言创作之外的方言写作称为“泛方言写作”。应该说，我们所讨论的方言写作大多是指第二类，即“泛方言写作”的形式。 为什么要用方言写作呢？从创作主体来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为了生动地反映社会生活，作家在写作时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他最熟悉的语言，即方言。俞平伯就曾说过，文学创作“最便宜的工具毕竟是母舌，这是牙牙学语后和小兄弟小朋友们争夺泥人竹马的话。惟有它，和我们最亲切稔熟，于我们无丝毫的隔膜，能显示我们的性情面目”。②事实上，当代众多作家在书写家乡时，都大量使用方言，如贾平凹《秦腔》中的陕西方言、刘震云《手机》中的河南方言、阎连科《受活》中的豫西方言、池莉和方方小说中的武汉方言。著名的民间文学家钟敬文也对此有过论述，他说，“我们懂得最深微，用起来最灵便的，往往是那些从小学来的乡土的语言，和自己的生活经验有无限关联的语言，即学者们所谓的‘母舌’（Mother tongue）。这种语言，一般地说，是丰富的，有活气的，有情韵的。它是带着生活的体温的语言。它是更适宜于创造艺术的语言。”③因为方言是每一个人习得的“第一语言”，开始说话就学，融入了生命之中。 从创作对象来看，方言是地域文化最外在的标记，同时又是这种文化最底层的蕴涵，它深刻地体现了某一地域群体的成员体察世界、表达情绪感受以及群体之间进行交流的方式，沉淀着这一群体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人情世故等人文因素，也敏感地折射着群体成员现时的社会心态、文化观点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只有运用方言写作，才能更好地表现那种独有的地方风俗和文化，那种独特的人情和生活。一般来说，小说家要进行文学创作，必须占有一块与他生命经验具有某种血肉联系的生活和土地，因而地域文化对小说影响至大。而运用方言创作，可以保持生活的原汁原味，减少语言在由方言向共同语过渡之时所损耗的客观生活原生态因子，使语言保持着一种鲜活的状态。因为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种呈现，是由该地域人群特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积淀孕育而成的。例如，在作家方方的小说《万箭穿心》中，多次出现“扁担”一词。当李宝莉对闺蜜万小景说要“现钱”，要“现兑现地赚钱吃饭”时，万小景说那只有汉正街的“扁担”才能享受这个待遇。扁担是一种原始的运输工具，而在武汉方言中，“扁担”是一种职业的别称，指专门在汉正街用一根扁担替人挑货的人。他们存在于汉正街，他们穿着朴素的衣服，肩上扛着一根扁担，上面绑着绳索，有的还绑着一瓶茶水。扁担们的工作是帮助主顾把货物搬运出汉正街，送到码头或车站，他们伴随武汉码头的兴起而存在，在交通工具尚不发达时，他们也会把货物挑送得更远。“扁担”一词就积淀了武汉人特有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 作家们一般都会根据自己所处地域及所操持的方言发音来尝试方言写作，京味、上海话、江浙方言、东北地方方言、齐鲁方言、山西方言、巴蜀方言、楚方言……各地方言，异彩纷呈。但是，在很多人为方言写作叫好的同时，也有人对方言写作发出了质疑的声音。例如，《海上花列传》受到过胡适的大力推崇，并为之写序重刊，胡适认为，“《海上花》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苏白的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海上花》算起。韩子云与他的《海上花列傳》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了。希望他们（说吴语的文人）继续发展这个已经成熟的吴语文学的趋势。《海上花》的胜利不单是作者私人的胜利，乃是吴语文学的运动的胜利。”但是，对于《海上花列传》这部方言作品，胡适也清醒地指出，“方言的文学有两大困难。第一是有许多字向来不曾写定，单有口音，没有文字。第二是懂得的人太少。”现在看来，方言写作确实存在两大困境：一是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