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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初西方史学之东渐 [摘 要]《瀛环志略》是近代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读物，同时也是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不断向中国渗透的产物。新教传教士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传播者，由于传教士传教传统的影响、新教传教士自身知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排斥及清末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等原因，西方史学的东传之旅十分艰难，但它毕竟拉开东西史学融合的序幕，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传教士；耶稣会；史学东渐 《瀛环志略》是中国较早的世界地理志，上海青浦博物馆藏书为同治癸酉（1873年）掞云楼刻本，略如32开本，六册，以及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老扫叶山房本，八册，均十卷，书中不仅仅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宗教信仰，还从地球开始介绍各大洲的风土人情，对其他地区文明也尽可能地做到了客观真实。全书四十多张插图，除了关于清朝、朝鲜、日本的地图以外，其他地图都是临摹欧洲人的地图所制。这些与19世纪初开始的西方史学的东传是密不可分的。 19世纪是世界历史动荡的时期，也是交流的时期，而位于东方的清朝廷还处于大国迷梦之中，传教士作为西方各国的先驱首先来到中国，打破中国封闭的坚冰。这个世纪前期，传教士以基督教新教徒为主，由于清朝禁教令，活动主要集中在澳门、香港、广州和南洋一带（1），西方史学也就在这样紧张的政治空气中开始了艰难的东来之路。 一、西方史学传播的方式及原因 这一时期，传教士传教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引进西方教育、出版或翻译书籍、举办医疗慈善事业、办报刊等方式来扩大影响并传播其宗教思想，其中史学传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内容。 刘耕华在《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本土回应》中讲到，从万历年间利玛窦、罗明坚入华至康熙初80年多年间，是以认同儒士身份在社会行为上遵循儒士礼仪习俗，在传教著述中认可儒学思想并借助欧洲的科技来佐证西方文明的高度发达，以取得中国士人的心理认可为特征的“附会期”，在明末清初中国文化占优势情况下，不可避免采用附会中国文化为主，辅以西方科技的策略，而在19世纪初西方进入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高出中国，但受“文化传教”传统的影响，仍采用办印刷所、译书、办杂志等方式传播西方文化，潜在的仍是附会中国文化的传教心理。 另外，来华传教士之所以采用“文化传教法”不仅仅受来华传教士传教传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强大的排外群体，他们自身知识储备积极的反应，可以说传教士同时拥有西方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他们接受中国文化之后，其行为不可避免有一种超越宗教传播即文化传播的倾向。 中国知识分子极为关注华夷之辨的同时，常常伴随着“用夏变夷”的沾沾自喜心态，正如王炳燮所言：“中国人自有中国人之教，为中国之子民，既当尊中国圣人之教，犹之为外国之人世守外国之教也。”（2）而矛盾的是，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思想界经世思潮盛行，知识分子强烈要求接触西方的知识，了解西方的情况来拯救中国。于是出现颇为戏剧的一幕，知识分子反对基督教却又接受传教士的西学，在这一夹缝中以“知识传教法”传教是传教士的不二之选。 二、西方史学在中国传播的内容 据英国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基督教在华传教十纪念录》为例，1810年至1867年来华传教士中文著述目录统计，在约760种出版物中，绝大部分仍属宗教读物，严格意义上的史地译著仅20余种，其中重要的有： （1）《美理哥合省国志略》（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裨治文编，为最早较系统介绍史地的中文著述，1838年出版于新加坡，署名高理文，简述美国地理疆域、历史、居民、人口、自然状况、经济、政治、宗教、语言、风俗、国防等。《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是这一阶段传入的史学著作中最为系统的一部。 （2）《东西史记和合》（Comparative Chronology），巴达维亚，1829年石印本，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y Medhurst 1796-1857）编。书中将中国史书某些记载与《圣经》记载比附排列。 （3）《贸易通志》（Treatise on Commerce），刊于1840年，凡5篇，63页，附一海图。郭实腊编译。叙述商业史、世界各地商业现状以及与贸易有关之交通运输、货币信用、关税制度、契约等。 郭氏另有《古今万国纲鉴》（universal history）、《大英国统志》（history of England）《万国史传》（general history）、《万国地图全集》（universal geography）等中文史地译著，出版后均几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