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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民族史研究的逆向思考 摘要:由于受到百余年来西方文化导向以及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南方民族史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思维惯性,这种思维惯性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国南方民族史的原有形态。中国民族史的学术研究与现实政策,固然是一个无法截然分开的整体,但是民族学的研究必须具备自身较为独立的学术本体性和科学性,应该尽可能地摆脱既有的思维惯性模式所造成的影响,客观公正地深入研究民族史的各个领域及其问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人为地塑造超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特殊民族的偏颇,为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学术借鉴。 关键词:南方民族;思维惯性;逆向思考 中图分类号:C9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XX)04-0024-06 由于受到百余年来西方文化导向以及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南方民族史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思维惯性,这种思维惯性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国南方民族史的原有形态。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从本土文化的视野出发,尝试着逆向思考的探索。这种换位思考的探索,或许对于深化中国南方民族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内在缺陷 “民族”一词无论是作为社会政治的或者是学术的概念,在中国的历史上基本上是被忽视的。长期以来,中国人只有天下的概念,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末,才有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当时,中国遭受列强压迫,民族问题显得尤为迫切。从学术角度讲,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是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受到战争失败的刺激。近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具有反帝与救亡的特点,表现为强烈的民族义愤。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理论,更多的是受到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唯物论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后,前苏联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几乎垄断了中国“民族”概念的正统解释权。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自决权理论主要是针对殖民地、附属国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因而这种“民族”理论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革命者所信奉的基本原则。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国内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旧中国民族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各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消灭国内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权理论因而也在中国的近现代革命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列宁与斯大林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就其理论自身及其实践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其自相矛盾和难于把握的缺陷。首先,在当时的历史时代里,这种民族自决权更多的指被压迫民族争取国家独立的问题,这就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列宁曾经说过:“对我们纲领中关于民族自决的那一条,除了从政治自决,即从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个意义上来解释以外,我们决不能作别的解释。”同时他又认为,民族自决权不应当把分离的权利理解为分离的义务、分离的责任;这种要求“并不就等于要求分离、分裂、建立小国,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虽然如此,那么所谓“一个民族有权选择分离,也有权选择不分离”的界定与实践,又该有怎么样的标准依据呢?特别是当国家独立解放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把这种理论延用于国内的民族关系,就不能不产生一系列难于相互适应的问题。因为这种缘于争取民族国家独立自主的民族理论,包含着较多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成分。这种过分注重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多少忽视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和谐的整体目标,这对于民族与国家的长远发展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的。 列宁与斯大林的民族自决权理论缺陷的第二个突出表现,就是在其实践上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过分强调民族特殊性的现象。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民族共同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统一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各民族近百年来特别是近60年来为争取和实现民族自决权的历史内容,也是形成我们国家现有56个民族格局的基本理论来源。然而,这种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与实践,在国家的民族融合中也凸显出一些不相协调的问题。随着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变迁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动,这些问题应及时加以解决,以免影响国家的整体稳定与民族和谐。 其三,前苏联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自决权理论的最初适用主体是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对立与斗争,在这种理论下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单线性的,它忽视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的过程。事实上,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多线性的,尤其是民族文化上的影响力,往往超过社会、种族、国家等等领域的界限,具有超越时空的永久意义。并且,这种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所转移的坚韧力量。当某一种民族文化更具有先进文化特征时,这种民族文化对于其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