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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管理研究述评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企业对具有全球普适性的一般管理理论和具有情境化的特殊管理理论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然而，能够担当此重任的比较管理研究却渐渐趋于沉寂，甚至开始失去学术合法性。本文从基础研究和经验性研究二个角度对比较管理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深入探析比较管理研究的问题所在，并对比较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普遍性管理理论 特殊性管理理论 比较管理的研究视角 比较管理的研究对象 引言 比较管理研究不但是落后企业向先进企业学习的重要途径，也是研究者获取一般性管理理论和特殊性管理理论的重要手段。从James Montgomery（1840）开启比较管理研究至今已有近200年的时间，但比较管理研究的学术合法性地位的获得则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要比管理学合法性的获得晚近50年。管理学界普遍将哈宾森和梅耶斯（1959）的专著《工业世界的管理：国际分析》的出版作为比较管理研究获得学术合法性的标志。随着比较管理研究学术合法性的获得，不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都运用比较方法对不同国家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大量研究。尤其是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因日本经济及企业的迅速崛起导致比较管理研究达到高潮。但是，从管理理论有效积累的角度看，运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对管理理论积累的贡献远不如运用归纳法和试验模拟法从事研究的贡献大。有学者质疑仅仅凭借研究方法相似而命名一个研究领域或者一个理论体系是否有问题，比较管理研究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合法性。因此，从经验性研究和基础性研究二个角度对现有文献进行有效探析不但是解决比较管理研究学术合法性的有效途径，也是区别并获取一般性管理理论和特殊性管理理论的重要前提条件。 比较管理的经验性研究 比较管理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不同国家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对比分析，找出不同国家企业在管理理论和实践上的异同点，并对这些异同点的成因进行合理的解释。因此，比较管理的经验性研究涉及范围广泛，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呈现多样化特征。 從全球经济发展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及与世界融合的过程来看，比较管理的经验性研究大致经历封闭系统、自然系统和开放系统三个阶段。 （一）封闭系统阶段 1840年，James Montgomery以英国和美国的棉纺企业生产成本为研究对象，对两国棉纺行业进行研究，采用工人工资和原材料价格做为生产成本出现差异的解释变量。随后近百年时间里，学者们围绕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率进行过大量研究，解释变量的多样化程度越来越高。比较经典的研究有泰勒（1912）利用生产操作程序、生产工具和工人培训作为解释变量的研究、梅奥等人（1928）利用工厂照明设施和监督来解释生产效率的研究，以及甘特（1916）利用任务和奖金作为解释变量的研究。实际上，研究者在这个阶段关注的重点是物与物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研究视角是完全理性的封闭系统视角。在具体研究方法上，这类研究往往首先构建数学模型，然而根据模型中一个或若干个变量的不同取值变化来研究对产出的影响。虽然这种以完全理性为假设构建的封闭式管理模式在后来遭到福莱特（1924）、阿什比（1956）和古德纳（1959）等人的批评，但并没有阻止白震寰（1977）、Renato Mazzolini（1981）和徐向艺（1988）等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热情。 （二）自然系统阶段 随着科斯（1937）、福佛和塞尔兹尼克（1978）等人的研究逐渐引起重视，学者开始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改造比较管理研究，并将企业视为在大环境中求生存的个体。采用这种研究视角和观点的学者普遍将企业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异同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企业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和行为作为中间变量，将企业的外部环境作为解释变量。Wiener（1956）、Morgan（1980）和福山（20XX）等学者都持有此观点。目前，这类研究占有的文献比重最大。利用该观点，李军（20XX）、Robert M.Verburg等（1999）进行比较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顾言慧等（20XX）和Kay C.Tan（20XX）等进行比较质量管理研究，以及Oiva Laaksonen（1984）和王耀光（20XX）等进行比较管理模式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这类研究普遍是先构建模型，然后将模型置于不同情境中观察模型的变化。但是，在解释模型变化上始终存在一个矛盾。一类学者将文化视为众多解释变量中的一种，另一类学者将文化视为隐喻。总体来说，这些研究普遍关注在不同环境中不同功能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三）开放系统阶段 巴克利（1967）提出组织是具有自我维持能力的开放系统，这种维持能力的基础建立在对环境中获取资源的加工。进一步，庞蒂和米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