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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蝴蝶派的繁荣与消亡 内容摘要：鸳鸯蝴蝶派小说曾是新文化运动前文学界最走俏的通俗读物之一，文学定位于娱乐和消遣，正好与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中的启蒙、政治等功用对立，因此屡次被批判、被否定，在爱国救亡的历史大背景下渐渐消亡。 关键词：鸳鸯蝴蝶派 通俗小说 现代文学精神 二十世纪初，在新小说崛起的同时，通俗小说的创作也悄然而起并日趋繁荣，形成了雅俗对峙互补的格局;这里所说的通俗小说，是指清末民初强调政治功利性的新小说相对的、为满足广大市民群众文化娱乐的要求而创作的小说，也就是，后来屡遭挞伐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到了今天，有相当一部分评论家认为它文学价值不高，还有人批评它“媚俗和低级”。 此类小说萌生于1906年前后，1912年出现了它们的代表作徐枕亚的《玉梨魂》，此后就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文学流派。作者的人数高峰时达到近三百人，开始分散于江浙一带，后来集中于京津沪等一些大城市。作者群开始是分散的，没有固定的组织，后来有了青社与星社。包天笑为这一派的主持者，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徐枕亚、张恨水、吴双热、吴若梅、程小青、孙玉声、李涵秋、许啸天、秦瘦欧、冯玉奇等。他们创作的题材是非常广泛的，既有“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的才子佳人恋爱小说，也有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社会小说等。他们创作了众多深受市民喜爱的通俗小说。 其中最为闻名的就是鸳鸯蝴蝶派小说，也是当时最走俏的通俗小说之一。比如徐枕亚的《玉梨魂》，再版了三十二次，销售超过数十万。张恨水的《嘀笑因缘》也再版了十余次，鲁迅的母亲也是张恨水的“粉丝”之一。张恨水、包天笑、周瘦鹃他们的作品在报纸连载时，市民们曾经排队等候报纸发行。这个时期也是鸳鸯蝴蝶派的全盛时期。五四运动以后，鸳鸯蝴蝶派屡次遭到新文学阵营的批评和打压，读者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但在市民中仍有不少拥趸。到新中国成立后，该流派的价值观和追求与当时社会大环境和人民的期盼与追求格格不入，导致最终消亡。 从历史、社会等方面综合分析，鸳鸯蝴蝶派的兴起在当时也是必然的，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清末科举的废除为鸳鸯蝴蝶派提供了职业作者。科举废除之后，读书人失去了一直以来为之奋斗的目标，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仕途。知识分子一部分人走上了学习新技术的道路，一部分人把目光转向创作之途。他们深受传统文化影响，有良好的旧学底子，文笔娴熟加上诗赋才华，创作的小说一经推出，迅速在文坛上占领了一席之地并在市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是印刷工业的发展为小说提供了传播技术。印刷业在晚清开始发达，另外由于新闻事业的繁荣，促进了印刷技术的迅速更新。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报纸和杂质的销量大增。据统计，仅1911年，报刊杂志就达500种，从晚清到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单是以小说命名的文学杂志就以近30种。报刊杂志的繁荣与印刷技术的发展互相促进，又共同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文化的进一步繁荣。 三是大都会的兴起带来了广泛经营活动与社交活动以及都市性的劳休制度。广泛经营活动与社交活动带来人的求知欲与信息扩充要求，因而“咸亨酒店”式的信息交流方式再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撑航船”的七斤不能继续充当“新闻”发言人。都市性的劳休制度使人们不再日出而作、日落而歇，大都市的职工阶层实行了“六作一休”制，在紧张工作之余，他们需要消遣、娱乐。 《礼拜六·出版赘言》说：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意兴稍阑。故人有不爱买笑、不爱买醉、不爱顾曲，而未有不爱读小说者。（礼拜六第1期，1914年6月6日） 该文把读小说和“平日买笑，酒楼觅醉，戏园顾曲”相提并论，认为所不同者只是读小说经“平康买笑”等寻欢作乐方式要“省俭而欢乐”、更安全且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是一种更为方便稳妥的消遣方式。 也就是说，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定位就在于娱乐性、消遣性，意在供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这和中国小说传统的“志怪”和“传奇”是一脉相承的。 这也就成为了后来的新文学所主要攻击的依据。“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遭到多次抨击、批判。到它的后期，除了对张恨水在抗战中的作品有所肯定之外，其名声一直被贬。在解放后的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中，更被斥之为“文坛上的逆流”，“辛亥革命后小说的反动”，“是当时新文学发展中的狡猾的敌人。”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文学的题材应该是多元的，功能也应该是丰富多样的，既有为政治、教育服务的，也有审美、娱乐等等。更多的文学作品是兼具多重功能于一身的。 而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精神是以救亡、统一、强盛为内核。梁启超在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译印政治小说序》等论文中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可见他之所以提倡“小说界革命”是与他追求国家强盛，人民觉醒